□杭州观成实验学校 李晓燕

临近期末，小方变得愈发焦躁不安、怒气冲冲。上着课，他不打招呼就匆匆离开教室。他还有一个最令人头疼的问题：语文课做数学作业，数学课背诵英语课文，社会课又在复习语文……

作为班主任，我常常被气到心情需要很久才能平复，当他偶尔请假时，我会如释重负。

一次，语文复习课上，小方正埋头飞快地写着什么。我走近才发现，那根本不是语文笔记，而是一道数学压轴题。就在我准备提醒时，他突然啪地摔笔，一把抓起本子，头也不回地冲出教室。

所有学生的目光都被他吸引，教室里鸦雀无声。良久，有学生小声嘀咕：“他疯了吗？”“让他去吧。”

我没有追出去，而是联系没课的同事远远地观察他，避免他做出危险举动。我觉得此刻自己不宜介入，任何一句“回来上课”或者“你怎么了”，对他而言都可能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同事们提起他都摇头：“这学生太暴躁，你真难。”

家长在一次又一次收到我的信息后，无奈表示他们也毫无办法。

按常规思路，约谈、批评、立规矩、家校联合……一套组合拳打下来，或许能把他摁回“正常”的轨道。可是，一个情绪失控到连课都上不下去的学生，真的缺一套规矩吗？

体育模考那天，小方回来没忍住，在教室里呕吐了。

我没有说什么，只是轻拍他的后背，强忍着浓烈的气味，帮他处理呕吐物，还在他的课桌上放了一包纸巾。

他愣了一下，抬头看我。

我说：“你可能用得上。”

从那之后，我开始做一些“不合规矩”的事：他趴在桌上，我不叫；他写别的作业，我不收；他冲出教室，我不拦。我只在经过他身边时，偶尔放下一颗糖、一张便笺，或者什么都不放，只是站一会儿。

有一天，他又一次冲出教室。我走出教室，没有追，只是远远看着他。

他在操场角落的台阶上坐了整整一节课，回来时，路过我身边，停了停，没说话，但没有像往常那样把脸转开。

后来听他父母说，那天他回家没有像以前那样大吵、摔手机。他说：“想起办公室门口站着个人，好像……在等我。”

他依然会在课上心不在焉，依然会和父母顶嘴，但他冲出教室的次数在变少，有时候会嘀咕一句：“出去透个气。”10分钟后，自己默默回来。

他的作业质量时好时坏，但语文课偶尔能听进去几分钟。

变化发生得很慢，慢到几乎看不见。但我知道，他在用自己的节奏，一点一点地挪。

有同事问我：“你用了什么方法？”

我想了想，说：“没什么方法，就是……允许他。允许他愤怒，因为愤怒是他保护自己的方式；允许他逃离，进入他喘息的缝隙；允许他按自己的节奏生长，哪怕那节奏在别人看来不合常理。”

有一天放学后，小方突然折回来，站在办公室门口。“老师，”他说，“上次那包纸巾，我用完了。”

我笑笑，从抽屉里又拿出一包递给他。

他接过去，没说道谢的话，但嘴角微微翕动，这大概是他这个年纪的男孩，所能给出的最接近笑容的表情。

看着他转身跑开的背影，我忽然明白：教育从来不是把一棵树修成另一棵树的样子，而是允许它按自己的姿态生长。有的树长得快，有的树长得慢，有的树在某个冬天会掉光所有叶子——但那不是枯萎，是在为春天积蓄力气。

我们总想快一点，再快一点，把每一个“问题学生”尽快扶上正轨。可对于某些学生来说，他们需要的不是被拽着跑，而是被允许——允许慢，允许错，允许偶尔停下来，甚至允许倒退几步。

小方还会气鼓鼓的，还会坐立难安。但那又怎样呢？他正在成为他自己的路上。而我，是那个愿意站在路边，等他慢慢走过来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