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外国语学院教育治理研究中心 吕 苹

自2019年以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举措，大力扶持0~3岁托育事业发展。然而，由于出生人口骤降，尽管“十四五”期间3岁以下婴幼儿千人托位数由2019年的1.8个提升至2025年的4.73个，实际入托率仅提高2~3个百分点。这些数据背后，反映的是托育服务体系建设中供需匹配不畅的结构性矛盾。如何破解这一难题，既完善生育友好政策，又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从研究和实践来看，普惠托育服务体系的建构，应包含以下三大协同治理机制。

一是供给机制。政府应承担主导责任，推进卫健、教育等多部门跨部门协作与动态资源调配，建立权责清晰、激励相容的托幼一体化统筹供给机制。

首先，必须明确家庭的基础地位。家庭的需求是托育服务体系建构的原动力与出发点。对于0~3岁婴幼儿（特别是0~2岁婴幼儿），家庭是最基本的教育养育场所。因此，提升家庭的育儿意愿、能力与水平，是生育友好政策的核心。

其次，需关注托育服务的现实必要性。中国妇女拥有世界第一高的就业率，加之独特的祖辈分担家庭教育养育功能，使得托育服务具有巨大的潜在需求，并有可能成为高质量、个性化服务消费的新增长点。

在此背景下，托幼一体化模式成为普惠托育的主力军。该模式充分利用社区幼儿园已有的场地、师资和管理优势，大力推进各类公民办幼儿园开设2~3岁托班，可以迅速提高托位数和入托率。根据调研，幼儿园托班的收费仅为普惠托育机构收费的一半左右，具有明显的成本优势。

二是基层组织建构。社区是普惠托育体系建构的基础。应依托社区的党群服务中心等基层组织和数字化资源平台，整合卫健、教育、民政等各部门资源，建构社区融合式的托育服务递送机制，发展社区托育点与家庭支持服务，打通托育服务“最后一公里”。

应在社区内设置婴幼儿照护驿站，作为幼儿园托班和普惠托育机构的补充，使其成为“家门口的托管点”，提供临时托、计时托和科学育儿指导。培育社区非营利组织，激发社区居民参与动能，支持符合条件的个人开办“家庭托育点”，让幼儿们拥有“共享奶奶”。在社区中创设有益于婴幼儿游戏成长、家长互助交流的器物与空间，提供生育友好的环境。发挥社区终身教育服务功能，开设祖辈课堂，开展亲职教育，提升家庭育儿水平，让居民“愿意生、养得起、育得好”。

三是人力资源保障机制。应打通托育人才培养、认证发展与权益保障的全链条，为高质量、个性化托育服务提供专业化的人力资源保障。

在职前教育上，鼓励高职院校、开放大学等开设婴幼儿照护专业，医育结合培养专业化托育人才，课程体系需融合多学科内容，强化实习实践比重。推行“1+X”证书制度，证书标准由教育、卫健、人社三部门联合认定。在职后发展上，将托育从业人员培训纳入急需紧缺的职业培训范围，形成“学历教育+培训”两条腿走路的人才供给体系。

除此之外，还应结合托幼一体化要求，对幼儿园教师和保育员进行育婴师、保育师培训，实行同工同酬，并根据照护婴幼儿的月龄发放专项津贴。鼓励家政企业、行业协会等社会力量培训多元化、细分化的托育从业人员。

在社区尝试“医育协同工作模式”，推动儿保医生、社区护士以驻点或结对方式深度参与幼托机构的日常工作，不仅定期检查，更要参与一日生活流程设计、特殊儿童干预方案制订等。依托社区的党群服务中心等基层组织，建立家庭育儿指导中心，整合医疗、教育、康复等数字化资源，为幼托机构和家庭提供一站式托育支持服务。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于社区的普惠性托育服务体系建构研究”的结题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