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富勇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时任浙江省教育委员会主任的邵宗杰，亲自主持国家教育科学规划“八五”“九五”重点课题“柯桥实验”，浙江省率先在全国实现“双基”（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与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由此引发全国范围的义务教育课程综合改革。

年轻一代的教师大多没听说过他的名字——邵宗杰。

2025年，《邵宗杰教育文论》公开出版，展现了浙江省在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过程中的创新思维和实际行动。

由于工作上的关系，我有机会当面聆听他的教诲。特别是他担任浙江省教育学会会长期间，我担任副秘书长，分管学术活动方面的事务，有了更多当面交流的时间。

第一次见到邵宗杰，还是我刚上大学那会儿。1978年，恢复高考第一年，我有幸考上杭州大学（今属浙江大学）教育系。第一学期期末的时候，系党总支书记邵宗杰给我们作报告。

我在台下远远看去，他的身材不高，有些偏胖，宁波口音，声音洪亮有力。他讲了些什么内容，时间久远已记不清了，只是感觉他讲话很实在，没有架子。

13年后，我第一次向他汇报工作。

那是1991年年初，陶行知诞辰100周年，受时任浙江省陶行知研究会会长王承绪的嘱托，我与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胡国枢合作，撰写并出版了全国首部《陶行知传》。

为更大范围地宣传陶行知的思想精髓，我萌发了在报纸上连载《陶行知传》的想法。于是，找到了时任浙江教育报副主编邵晓峰。

邵晓峰听了我的想法后表示，陶行知的教育思想非但没有过时，且对当代浙江教育很有现实意义。

邵晓峰同意连载，但要求我把全书41万字压缩到3万字，分成30篇、每篇1000字。同时，他提出了一个建议，先写出几篇样稿，请当年我们系的党总支书记、现在的浙江省教育委员会主任邵宗杰写一篇序言。

我觉得这个建议当然不错，但邵宗杰会同意我这个青年教师的请求吗？

邵晓峰认为，邵宗杰是我们的大学恩师，平时对陶行知先生的人格和思想非常推崇，这件事办成的可能性很大。他决定先向报社领导汇报，并争取当面向邵宗杰本人汇报。

不久，邵晓峰打电话给我，说邵宗杰同意见面。

我按照约定的时间走进邵宗杰办公室，他很客气地让我坐下，还亲自为我倒茶。我介绍了《陶行知传》的写作、出版过程。得知我是教育史家陈学恂的研究生，邵宗杰表示，由我主笔写这部书非常合适。

他问了我一个问题：“你确定这部《陶行知传》是中国第一部吗？”

我回答：“我和胡国枢用5年时间，走访了与陶行知相关的人士，查阅了能查到的所有资料。只有陶行知的学生、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戴伯韬之前写过一本《陶行知先生的生平及其学说》，是从他自己的视角写的回忆录。除此之外，至今没有发现出版过完整的陶行知传记。”

邵宗杰听后点头说：“你们在陶行知百年诞辰的时候出版第一部《陶行知传》，很好，很有意义。毛泽东主席称赞陶行知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选在浙江连载陶行知教育思想，是推动浙江省基础教育发展的需要。”

他还谦虚地说：“我从事教育多年，读过陶行知的著作，这次可以刚好借写序的机会，读一读你的这部书。”

起初，我想，像他这样的领导，写文章应该不会自己动笔，可能是让秘书或者让我先根据他的想法写个初稿，经他审核后修改，再定稿。这次他亲自接见我，大概就是谈如何写序的事吧。

结果，大出我所料，邵宗杰不仅爽快地答应写序，而且没有请别人代笔，很快就交稿了。

1991年7月11日，《浙江教育报》正式开辟《纪念陶行知诞辰一百周年连载》专栏，在显著位置上刊登了邵宗杰《伟哉陶子》的署名文章，我写的连载文章也同时发表。此后，刊载《最穷的留学生》《改教授法为教学法》《连环教学法》《从知行到行知》等，每期一篇，直到年底连载完毕。

邵宗杰亲自撰写的纪念文章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今天纪念陶行知，学习陶行知，纪念他的什么伟业？学习他的什么思想？践行他的什么精神？文章中，他选择陶行知的三句名言进行了系统阐述。

“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教人民进步者，先拜人民为师。”

“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选择这三句话作为文章的核心展开论述，看似简单，其实是陶行知先生一生的真实写照，也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精髓。

以民为师，是道德根基。我们要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以人民的需求为出发点，以人民的满意为落脚点。要保持谦逊的学习态度，向学生学习，向家长学习，向社会学习。

求真立人，是教育使命。我们不仅要传授知识，更要培养学生的品格和能力，让他们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无私奉献，是职业操守。我们要以陶行知先生为榜样，用爱心和责任心点亮学生的心灵，用智慧和汗水浇灌祖国的花朵。

这三句话层层递进，塑造了一位教育家的完整人格。对今天的教育者而言，这依然是最好的镜鉴：品德上谦卑，目标上高远，精神上纯粹。

后来，在实现“两基”的攻坚战中，邵宗杰深入全省各地的乡镇学校，发现农村生源流失的问题不仅源于家庭经济困难，也和学校教学方法单一、片面追求升学率有关，于是在教育部的支持下，主持开展了为期8年的“柯桥实验”。实验地点选择在9乡镇、14.2万人口的原绍兴县柯桥区，第一期为“基础教育与人的社会化——大面积提高农村基础教育质量的实验研究”，第二期为“经济较发达地区农村教育模式研究”，浙江大学等高校及省教科研单位组成的专家团队全程驻地指导，可谓史上最强教育实验，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

1997年，浙江省所有县（市、区）全面完成“两基”任务，《中国教育学刊》约我写一篇经验介绍文章，其间我又多次请教了邵宗杰。

邵宗杰从古今中外教育发展史来阐述，认为教育有三个基本要素：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内容。2000多年前孔子创办的儒家学派，基本上是一对一的个别教学，自然而然地能做到因材施教。孔子的教学内容无所不包，本质是教人如何“做人做事”而已。

到17世纪，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提出班级授课制，一个教师要同时面对众多学生，才开始需要考虑教学方法。

近现代自然科学大发展，知识越分越细。德国教育家赫尔巴特把“分科+班级”制度化，形成现代中小学最常见的模式：固定班级+固定科目+固定课时+固定教师，效率最高、成本最低，深受欢迎，一直沿用到今天。

但对普通人而言，日常生活是不分学科的，是所掌握的全部知识的综合运用。因此，学校教育增加综合学科，紧密联系生活实际，以问题解决为目的，实行大学科、跨学科、个性化学习，不是倒退到古代，是后工业化社会、经济发达国家要走的必然道路。

回顾浙江的课改历程：1988年启动自然科学、社会两大学科综合课改革，到1993年其在全省初中全面推开，2001年对接国家新课改，升级为科学、历史与社会，持续30余年，学生科学素养监测连续三轮全国第二。

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浙江课改为全国综合科学课改提供了“浙江模式”的先进样板。

与邵宗杰接触时间长了，我慢慢发现他讲话的一个特点：喜欢直言快语，讲大白话，能把复杂的道理用老百姓常用的语言表达出来，而不是用那种高高在上的官腔，或故作深奥的学究腔。

邵宗杰已经离开我们5年，他始终传承陶行知乡村教育思想，秉持陶行知“反对死读书、培养生活力”的理念，大力推行教育革新，倡导综合学习、问题导向的育人模式，打破学科壁垒，推动浙江成为全国首个面向农村的义务教育课程教材改革试点，让知识与生活、生产实践紧密结合，真正实现“教学做合一”，助力学生提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回首凝望，我觉得，邵宗杰是陶行知先生“生活教育”理论的一个忠实传承者、实践者和创新者。

（作者为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副会长、浙江省乡村教育研究中心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