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沙洲
做任何事情都有一个开头，论文也得从第一个字开始写起。然而，论文的开头到底应该怎么写，似乎很少有人仔细思考过。
最近这些年，我发现很多论文的开头出现了一种固定格式：先是摘引《义务教育××（学科）课程标准（20××年版）》中的某段文字，严谨一些的用引号引出原文，并做了上标和尾注，还有的在括号中说明“以下简称‘课标’”；接着解释一下这段文字所围绕阐述的某个关键词（如大单元、整本书、文化意识、核心素养等），并用自己的语言论证它的合理性、必要性或紧迫性；最后，作者表示自己正在担负一个重要使命，就是用这个关键词所表称的概念、原理或方法，开展了一项实践研究，并将其撰写成本文。
就这样，论文第一段宣告完成。
这样写有什么问题？
除了课程标准，开篇抛出的文本还有《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试行）》等文件，以及陶行知、苏霍姆林斯基等先贤的著作，总之怎么权威怎么来，暂将其称为“高文本”。
这样写有什么问题？我想说的是，引用“高文本”本身并没有问题，它们都是顶尖教育专家智慧的结晶，是经过反复打磨和同行认可的精神硕果。
关键是文献引用要看时机，应该是当文章揭示问题或得出结论时，用其他文献（期刊、图书等出版物）即第三方说法（理论或经验），当然也包括“高文本”在内，适时从旁佐证。
但很多人的写作习惯就是把“高文本”向上顶，能顶多高顶多高，一直顶到开篇第一句。
正如我在前面所说，文章是从第一个字开始写的，一个字接着一个字，一句接着一句，是一个推理的过程，有一定的思考脉络。
因此，最开始讲的东西，其实是整篇文章的逻辑起点。
如果以“高文本”作为全文的逻辑起点，那文章的性质就不是一篇学术论文，而是变成了公文。因为，学术论文的思考脉络是“揭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呈现的所有内容都由文章开头提出的问题引发；而公文的功能则是上情下达、转发文件、解释政策、指导落实。
相当数量的论文以“高文本”开局，无异于丢弃了教师自身的研究主体性，很容易在写作中丧失宝贵的问题意识，将一篇专业严谨的学术论文写成低思考度的“听命文学”。
就这个问题，我曾和上海的特级教师黄建初展开讨论，他也是极力反对，并将这种现象比喻成“戴大帽子”。其实，偶尔有一两篇论文这么写倒也无所谓，条件是作者得有较强的文字把控能力。但人人如此，千篇一律，问题就不是多一句话或少一句话那么简单了。
为什么很多人这么写？
看看街上现在谁还在戴帽子？除了冬天防冷、夏天遮阳，或者头上有些不愿让人看到的部分需要掩盖，一般人的审美总觉得戴帽子有些突兀、很土，何况还是大帽子。
那么，为什么有那么多平时不戴帽子的人，偏偏爱在自己的文章上“戴一顶大得没朋友的帽子”呢？我觉得可能有这么几个原因：一是互仿。很多教师不敢独立写作，总要找几篇文章“参考参考”，而且贪图方便，就近取材，用来对标的范本不是同事的，就是同学的，无形中就有了一个地域性小圈子，圈子里的文章相似度越来越高。只要有一个人采用某种写法，很快整个圈子都感染了。而且不同的圈子互相交叠，一种写法会像病毒一样迅速扩散，最终在很大的范围内形成固定模式。
二是镇场。一般人觉得平时戴帽子不好看，但国家公务人员工作时必须戴帽子、穿制服。写论文亦同此理，似乎有一顶“帽子”就给人感觉有了“官气”“罡气”，能镇得住场子。尤其是对自己的研究和写作能力不自信的作者，戴上帽子就好像有了“护身符”“免死金牌”，就算文章立论不足、论据匮乏，甚至词不达意，也能将责任一推了之。
三是担心。别人都这么写，一定有它的道理，如果我不这么写，是不是就犯了天条？抱有这种从众心理的作者不在少数，摆脱原有框框，越出雷池一步，对他们来说要冒很大的风险，不如和光同尘、人云亦云更省心。
还有没有别的写法？
论文写作应该以自己的研究逻辑展开铺陈，从一个论述点延伸到另一个论述点，务求把每一个点都讲深讲透，连缀成篇。如此建立“文气”，而不是向“高文本”借气，借气是借不到的，终究无法形成自己的气场。
况且，世界上没有一个文本可以权威到无以复加，放之四海而皆准，永远立于颠扑不破的地位。
时代在进步，情况在变化，就算“高文本”也不是亘古不变的。比如教师们经常引用的各科课程标准，如果它是金口玉言，一句顶一万句，一个字也不能动，那为什么还会有2011年版、2017年版、2022年版等诸多版本？编委们哪里来的“胆量”，一而再再而三地去修订？
难道编委们都是特殊材料做成的神人？绝对不是。编委中自然不乏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他们负责把握课程的前沿方向，保证学术表述的严谨性。但据2011年教育部的一份《答记者问》显示，编委中有大批成员来自中小学一线，从事着最基础的教育教学工作，而且其中特级教师的比例不到三成。换而言之，他们就在我们中间。
其实，和论文这种学术性较强的文本一样，“高文本”也在经历着问题反馈和不断完善的过程。那么，“高文本”需要有更高的文本进行指导吗？同样需要。
以2017年国务院发布的文件《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为例，文本开始用一句话简述人工智能的用途和目的——“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之后进入正文。 正文第一部分没有引用“高文本”，而是用近1800字的篇幅详述“战略态势”，指出目前“人工智能发展进入新阶段”。其中，不仅介绍了人工智能的技术、特征和发展重点，还从“国际竞争的新焦点”“经济发展的新引擎”“社会建设的新机遇”三个方面阐述人工智能对我国经济、国防、教育、医疗、司法各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最后，在指出我国人工智能的领域优势的同时，讲到安全风险、伦理冲击、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等面临的挑战和问题。 在一番暴风骤雨般的警示之后，来到第二部分“总体要求”，用非常简洁的语言列举“指导思想”，包括“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以及其他战略布局和决策部署。
没有文献尾注，无需出版信息，短短数十字，涵盖的却是一座小型图书馆，并没有当大帽子戴在头上。求真务实、实事求是，不仅体现在字里行间，更体现在行文布局的严密和审慎中。
以此为范本，我们可以学习并领悟到，文献引用应该出现在文章的什么阶段。
回到本文最初的话题，论文的开头有多少种写法呢？我的答案是：有一万种。只要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逻辑不变，是案例导入，还是抒发议论；是给出数据，还是描摹现状；是开门见山，还是曲径通幽……不曾有过一个字的规定，因此，给了作者充分的发挥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