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衢州市工程技术学校 郑胜男

开学那天，我是拄着拐杖走进教室的。

右脚的石膏沉甸甸的，像一个笨拙的、不属于我的外壳。走廊里回荡着“笃、笃、笃”的声响，是我与地面笨拙的对话，一声沉闷，一声清脆。

这学期，我担任班主任，担心这群号称“最难教”的职校新生会应验社会的刻板印象。然而，他们却用自己的行动，彻底颠覆了我的认知。

我们班是内地新疆中职班，有4个新疆学生和36个本地学生。他们自发组成了一个“助拐团”，稳稳地扶住了我那段摇摇晃晃的日子。

他们一个个走近我：班长是总揽全局的“团长”，小乐是掌管我胃腹的“打饭员”，小昕是我上下课路途的“护卫”。

最叫我心头发软的，是美合热古丽，一个从4000公里外来浙江求学的新疆姑娘。她默默地照顾我上厕所。这是一项最琐碎也最需体贴的差事。

她总是静静地伸过手臂，让我扶着。她那双深邃而清澈的眼睛里，有一种想要分担的恳切。

我身体的重量，便通过那副冰冷的铝合金拐杖，再通过她温热的手臂，被这小小的、无声的联盟，温柔地托住。

我心头的偏见已冰消瓦解。我曾以为是我在教他们。现在才明白，是他们在用最质朴的方式，为我补上教师生涯中最重要的一课——重新审视学生。

10月的一个傍晚，我的脚终于试探着，重新感知大地的坚实。我像告别一位功成身退的战友，将那副拐杖仔细擦拭，倚在办公室的墙角。

可那夜，电话铃像一颗投入静水的石子，打破了这份圆满。

从电话中得知，美合热古丽从楼梯上摔下。在医院的灯光下，我看到了诊断书上的“骨折”二字。这就像一枚冰冷的印章，盖在了这个15岁女孩的命运上。

她蜷在诊室的椅子上，泪珠大颗大颗地滚落，砸在冰凉的瓷砖上，也砸在我的心上。她对着电话那头的父亲，用我听不懂的家乡话号啕大哭。

我走过去，轻轻将她揽入怀中，她的肩膀在我掌心下颤抖。

我什么也没说，只是脱下自己的鞋子，将我那刚刚痊愈、还留着浅浅乌青的右脚，轻轻挨着她那裹上崭新石膏的右脚。

“呀！”我故作惊讶地说，“怎么骨折会传染？”

她抬起泪眼，惊愕地望着我，那纤长浓密的睫毛上还挂着细碎的泪珠，像晨星沾湿草叶。

那一刻，她眼底的绝望冰层，仿佛被这句温柔的玩笑撬开一道缝隙。

“那我只好对你负责了。”我拍拍她的肩膀，如同当初她扶住我那样。

我想起墙角那副拐杖，它还没有到功成身退的时候。我将拐杖连夜传给了她，仿佛是我们之间一场关于疼痛与守护的交接。

而我，则顺理成章地接任“助拐团”团长一职。

如今，走廊里又响起那“笃、笃、笃”的声响。那拐杖声，不再是孤独的叩问，而是一支队伍行进的鼓点。

步履维艰的维吾尔族姑娘身后，是我，还有班长、小乐、小昕……我们组成了一道流动的、温暖的人墙。

拐杖敲击出的，不再是无奈，而是一种承诺，关于跌倒后如何被扶起，关于疼痛中如何学会去爱，关于如何守护一份跨越年龄、地域、民族的温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