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华市婺城区罗埠镇中心小学 潘丽仙

父亲是个退休的老教师，身材瘦削，眼睛炯炯有神。但他的背有些微驼，走路时总是微微前倾，仿佛随时准备俯身拾起地上的一片纸屑。

我后来才明白，他这姿态，是一生都在俯身教书育人的习惯使然。

我家祖辈都是目不识丁的农民。爷爷奶奶常对我们说，那时候村里人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按手印时总被人算计，吃了不少亏。到爷爷这一辈，家里发了狠心，无论如何也要供出一个读书人来。

父亲从小聪慧，五岁时就能背《三字经》，七岁入学，成绩总是名列前茅。

村里有个老规矩：每年腊八节都要在六德堂举行隆重的仪式，由村里最有威望的长老给学业有成的学生颁发奖励：两对馒头、两斤挂面、两斤白糖和两尺红布。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这份奖励足以让全村人羡慕。父亲好几次获得这份殊荣，爷爷奶奶每每说起时，浑浊的眼睛里都会泛起骄傲的泪光。

父亲考取兰溪师范学院那年，村里放起了鞭炮。爷爷把家里唯一的一只老母鸡杀了庆贺，奶奶用那两尺红布给父亲缝了一件新褂子。

父亲背着简单的行囊离开老家时，全村人都来送行。他走得很慢，不时回头望望站在村口抹眼泪的爷爷奶奶，又望望那些一辈子没走出过村子的乡亲们。

后来父亲告诉我，那一刻他暗自发誓，一定要当个好教师，让老家更多的学生能读书识字。

父亲教书极严，他有一把竹制的戒尺，油光发亮。奇怪的是，那些手心被戒尺“触碰”过的学生长大后反而最感激我的父亲。小方老师就是其中之一，如今他已是县城重点中学的副校长，逢年过节总要来看望父亲。

父亲当学校负责人时，有位教师是当地镇政府领导的儿子，教学成绩平平却想转正。那位领导亲自登门说情，父亲硬是没答应。

一天晚上，那位领导的老婆在我家门前倒了一堆垃圾。我的母亲气得直哭，父亲却一声不吭地拿起扫帚，在寒冷的月光下一点一点将垃圾清扫干净。

“做人要坐得端行得正。”这是父亲的口头禅。

我女儿上小学时，我想托关系让她进重点学校，父亲知道后勃然大怒：“你自己就是教师，带头破坏规矩，让其他教师怎么教书？”他的眼睛瞪得大大的，皱纹像刀刻一样根根凸起。

我从未见过他如此生气的样子，只得作罢。后来女儿在普通学校成绩优异，父亲露出难得的笑容，常常奖励她书和文具。

2002年，我觉得在乡村学校埋没了自己，想调动工作。

父亲躺在藤椅里，手里摇着一把破蒲扇，听完我的话后突然坐直身子：“是金子在哪儿都会发光。”他的声音不大，却像锤子一样砸在我心上。

我看见他手背上凸起的青筋，像几条扭曲的蚯蚓。那把蒲扇被他攥得咯吱作响，扇面上的竹骨都露了出来。

最终我没敢再提调动的事，老老实实、勤勤恳恳在原校教书。2002年，我入选婺城区首届百名优秀班主任并获评金华市优秀班主任称号，应验了父亲的那句箴言。

父亲对别人严格，对自己更狠。

他有个用了30年的搪瓷杯，杯身上的红漆早已斑驳脱落，杯口缺了个小口。母亲几次要扔，他都拦着不让。他常说：“能用就行，何必浪费。”

2008年汶川地震，他正在住院，听说区退休教师协会组织捐款，硬是拔掉输液管，赶去捐了自己大半个月的退休金。护士追出来时，他已经跳上公交车，那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后摆还夹在车门外面，随着车子一晃一晃的。

我们离开老家很多年了，平时很少回去，但听说老家修桥修路，父亲总是带头捐钱。

晚上，我看见他坐在书桌前，把钱一张一张抚平叠好。他的手指关节粗大，动作却很轻柔，像是在对待什么珍宝。台灯的光线照在他的白发上，像落了一层雪。

我突然发现，父亲真的老了。

小时候，我们三姐妹每天早晨都要站在院子里背诵《三字经》，晨露打湿了布鞋，肚子饿得咕咕叫，却不敢有半点懈怠。

前几年的一个春节，我们三姐妹带着孩子去看父亲，父亲让小外孙们背《三字经》，小外孙们背得结结巴巴。

父亲只是轻轻地叹了口气，我看见那把戒尺就挂在墙上。

父亲今年80多岁了，仍然保持着早睡早起的习惯。每天清晨，他都要把戒尺取下来擦拭一遍，然后坐在门前的藤椅上读书。

阳光透过梧桐树的缝隙，投下斑驳的影子，戒尺就放在他手边的小茶几上，乌黑发亮，像一段凝固的时光。

前些日子搬家时，我们跟父亲一起整理他用过的书箱，发现一摞发黄的信纸，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

那是学生写给他的信，他们有的成了工程师，有的当上了医生，更多的成了像他一样的乡村教师。最后一封是小方老师写的：“老师，您当年那顿戒尺打醒了我这个差点误入歧途的年轻人……”

我的眼泪突然流了下来，滴在信纸上，晕开了一个个小圆点。

父亲从不说什么大道理，但他用一生的坚守为我们立起一根做人的标尺。这把无形的戒尺，比任何金属制的都要坚硬，它量得出人心的曲直，称得出品德的轻重。

如今我也是一名教师，站在讲台上，常常感觉父亲就站在我身后，他的目光越过我的肩膀，落在那些年轻的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