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春

在漫长的班主任生涯中，我经常会做一些傻事，比如接收从兄弟班级或外校转来的“问题学生”。很多人不理解，只能将原因归结于这个人爱出风头。

其实，犯傻的原因我自己最清楚：我在学生时代也曾是某些教师眼中的“问题学生”，没优点，没前途，不受待见，甚至被斥为“锅里的一粒老鼠屎”。

后来，我竟然成了一名教师。我明白了：“问题学生”不是一个“常量”，而是“变量”。于是，我对一个学生的教育可能性，会比别人有更多的想象力。

当年，初掌班主任帅印的我，接手全校最“烂”的班。班上有几个“大名鼎鼎”的人物，当然，我在学校里的名气也不比他们小。

作为一名狂热的运动达人，我每天在办公室里玩拉力器、举杠铃，大清早和放学后混在田径队里疯狂训练。说句实在话，再狂的学生也要敬我三分。因此，我这个班主任当得还算顺当。

挑战不期而遇。一次，学校组织去南湖秋游，让我在与“问题学生”打交道方面有了方法论上的突破。

那个年代，我们学校位于农村，乡下学生是难得进城游玩的。学生们上了湖心岛，游览了红船和烟雨楼，玩得非常尽兴。

最后一个环节照例是在南湖革命纪念馆前合影。轮到我们班上场了，学生们听从摄影师的指挥，列好队，摆好姿势，突然班长叫起来：“还缺3个人。”

我正要问班长少哪3个，班长已经用手指向湖边的码头。循着班长的手指，我看到小强、小峰、阿健这3个班级“大佬”正坐在栏杆上晃着腿聊着天呢。

我有些生气，因为接手这个班级后，我对这3个家伙比较客气，他们也算敬重我这个新班主任。但今天当着那么多领导和师生的面，他们如此无视统一的活动和安排，这不是一种挑衅么？

我强忍怒火，让班长去请这3尊大神。很快，班长悻悻而归，向我报告：“他们说，自己拍过许多照片，不想拍集体照了。”

摄影师有点烦了，我们确实也可以不等他们，直接把照片拍了。但我知道事情没那么简单，这是他们在将我的军，如果这步棋救不活，从今往后，我这个班主任的位子就没那么好坐了。

我故作镇定地向湖边走去，心里一团乱麻。这30多米的路，我走得异常艰难。恰如曹植要在七步内成诗，我要在走完这30多米之前想出办法，走出一条摆脱教育困境的路。

我很快想到，班主任工作首先要“热事冷处理”，于是开始提醒自己，情绪便很快平复下来。

然后我想到，教育最需要遵循原则，要把学生揽过来，而不是推向对立面。有原则就有方向，至于具体化解之法，我相信相机行事即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一步一步，我离他们越来越近。我的脚步越来越稳健从容，目光也越来越坚定自信。以至于这份从容与自信那么明显，竟被这3个小家伙觉察，让他们流露出吃惊的神色。

但当我走到他们面前时，他们故意摆弄着手中的海鸥牌相机，以吊儿郎当的腔调掩饰已经一览无遗的慌张。

我和颜悦色地问他们：“为什么不过去拍集体照？”

他们说，不喜欢拍集体照，而且已经拍了好多照片，半天下来用掉两个多胶卷。

我笑道：“半天竟然拍掉那么多胶卷，你们是不是刚学会拍照？”

“才不呢，我们3个人小学里就会摄影了。”小强回答时，带有几分得意。上世纪90年代，农村学生会摄影，而且拥有相机，实属凤毛麟角。

我打趣道：“咱们班竟然有摄影专家，还真是藏龙卧虎啊。我想请教一下你们，以前有没有拍出过这样的照片：照片里的人有头有脸，但就缺眼睛和鼻子？”

“朱老师在开玩笑吧，哪会有这样的照片？”小强疑惑地说。

“没眼睛，没鼻子，那不成怪胎了么。”阿健笑嘻嘻补上一句。

我立刻收起笑容，说道：“你们也许不知道，今天咱们班级的照片就要被拍成一张让人笑话的怪胎照。我觉得，班级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我不知道以前你们的班主任是怎么看你们的。但在我心目中，小强是班级挺括的鼻子，小峰和阿健是班级两只明亮的眼睛。缺了你们3位，咱们班就是一个没眼睛没鼻子的怪物。同学们已经等你们很久了，我想你们也会给朱老师这个面子吧？”

3个学生互相看了一看，一起跳下栏杆，跟着我归队。

咔嚓一声，一张和谐的大家庭合影诞生了。

后来，这3个学生把我当成最好的朋友。提及拍照风波，他们解释说，从小就没有一个教师真正接纳过他们，还叫其他学生别跟他们学坏。他们受到孤立，就一直不愿也不屑拍集体照。是的，许多教师在教育实践中只相信“近墨者黑”，却忘了教育的真谛是“近朱者赤”。边缘化任何一个学生都是教育的败笔。

我姓朱，从我主动走向学生开始，就让每个学生都有机会成为“近朱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