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民祥

蒋梦麟1908年自费留美，入哥伦比亚大学跟随杜威研读教育学，获博士学位，对西学有深入探究。

1917年回国后，蒋梦麟在商务印书馆担任编辑，并兼任由黄炎培主持的江苏省教育会理事。1918年6月，担任中华职业教育社总书记及《教育与职业》杂志主编，刊文呼吁发展职业教育。同年12月，中华新教育社创立，次年2月，发行《新教育》月刊，蒋梦麟任该社主任和杂志主编。《新教育》坚持中国文化本位，大力推介西潮，对教育与政治、教育界之新精神、教育与学术、学校调查等众多问题予以深刻阐述，成为宣传、推进教育改革的重要阵地。《新教育》与《新青年》南北呼应，是宣传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刊物。

他长期服务于高等教育领域，先后代理与主持北京大学校务20余年，在秉承与创新蔡元培教育理念及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带领北大实现了中兴。蒋梦麟也是浙江大学首任校长，在谋划布局、争取资源、引进人才等诸方面为浙大的发展奠基。此外，他曾出任国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部长，本着改进全国教育应该“先从高等教育着手”的精神，大力推进高等教育整顿与改革，形成了“大度包容，思想自由”的理念论和“学校之唯一生命在学术事业”的职能论。抗战时期，作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务委员会三常委之一，他为西南联大在艰苦环境中取得办学奇迹，贡献甚伟。蒋梦麟在教育领域中的事功是举足轻重的。

1920年年初，以倡导教育革新而名噪一时的蒋梦麟先后应浙江省立第一、第二师范学校邀请，演讲教育改革问题，后又数次参与浙江教育学制改革工作，主持创办湘湖师范学校。1927年5月，出任浙江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致力于恢复受战乱影响的浙江教育事业，建立了职能明确、规范有序的教育行政体系，主持制定了许多教育法规文件，为浙江教育现代化体系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蒋梦麟的教育情怀与事功所展现出的教育家精神，可以概括如下：

一是满怀“发展学术、至诚报国”的教育信念。蒋梦麟一方面坚持学术至上、学术本位的教育价值取向；另一方面，秉持学术文化改造社会、拯救国家的使命，认为救国第一要务在于改革教育和发展学术。在社会政治观上，坚持学术文化的发达是社会进化、国家兴盛的基础。在教育文化观上，视学术为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生命之源，指出“学术衰，则精神怠；精神怠，则文明进步失主动力矣”；强调“有真学术，而后始有真教育，有真教育，而后始有真教育家……无大教育家出，而欲解决中国之根本问题，是亦终不可能也”。

二是富含“依天性、展个性”的育人智慧。蒋梦麟深受强调个人主义的美国教育熏陶，也清醒地看到我国传统教育的弊端，一再强调发展个性主义教育的价值，以“养成健全之个人，创造进化的社会”为教育宗旨，坚持“吾人若视教育为增进文明之方法，则当自尊重个人始”，希望通过教育发展个性来增进人的价值，自动与养成自治则是个性主义教育的方法与途径。1920年，他在《北京大学开学演讲词》中曾说“本校的特色，即在人人都抱个性主义”，强调个人主义的教育不应该使学生成为曲背近视的一个人，教育的根本改革就是要养成一个活泼自动的人。对个性主义教育的提倡也是他抨击封建牧民政治之教育，倡导平民主义教育的理论前提。

三是充满“努力作为、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既昭示了教育职业的伦理光辉，也构成了蒋梦麟执掌北大的师德底色。其间，正值北大处于财务拮据、学潮频发的困境中。为筹集办学经费以维持学校正常的教学活动，蒋梦麟四处奔波，多方交涉，一方面努力向政府索要拨款；另一方面则精打细算，减少一切不必要的开支。此外，身处多事之秋，各项事宜无不需要校长出面协调，“出了事，不论在校内校外，校长都得负责。发生游行、示威时，大家马上找到校长，不是要他阻止这一边，就是要他帮助那一边”。蒋梦麟殚精竭虑，利用可用的资源，采取各种灵活手段和方法，使北大渡过了多个难关。北大能在全国大学中名列前茅，执中国高等教育之牛耳，既与披荆斩棘、开风气之先的蔡元培对北大的革新有关，亦与上承余绪、努力作为的蒋梦麟之苦心经营密不可分。

纵观历史，蒋梦麟教育事功中所蕴含的真知灼见与精神，已熔铸进中国特色的教育家精神之中，至今依然熠熠生辉。

（作者系浙江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