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 勇

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40年也是浙江高等教育大发展的40年。从历史的视角，我以为可以把4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分为四个时期：首先是恢复与重建期（1978—1998），之后是外延发展与高速增长期（1999—2009）以及内涵发展与转型期（2010—2016），最后是能力提升与服务引领期（2017—）。我先后在浙江工业大学、浙江农林大学和浙江外国语学院三所高校学习、工作，作为得益于我国改革开放、得益于高等教育发展的见证者、参与者，特别有意义的是我的人生历程中的重要节点刚好都是踩着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时代节拍，同频共振，相伴相随。

一、恢复与重建期（1978—1998）。1978年，13岁的我进入高中。恢复高考让我实现了“大学梦”。1980年，我成为浙江工学院（现为浙江工业大学）的首届学生。大学毕业后，我留校担任政治辅导员。20世纪90年代初，我担任学校化工系党总支书记，在学校率先探索政、产、学、研的办学模式，在学院内部进行“两院制”改革，成立化工研究院。

1998年，我调任学校党委组织部部长。针对当年浙江大学“四校合并”给浙江高等教育格局带来的重大影响，校党委提出了新的发展目标，并着手进行校内管理体制改革，提出构建“学校—学院—学科”的管理新模式，通过学院多项自主权的下放来调动办学积极性，并实行教师的全员聘任，从身份管理转变成岗位管理。

二、外延发展与高速增长期（1999—2009）。2000年，我始任浙工大副校长。当时正处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初期，有两件事非常重要，一是后勤保障，二是校园基本建设。20世纪初高校后勤社会化快速推进，政府的重视解决了大众化进程中的“瓶颈”问题。然而，由于前期推进过快、后勤改革不彻底等，一些矛盾逐渐凸显。通过对体制机制的不断探索，浙工大的容大后勤集团不仅有力保障了学校大众化发展的需要，还承担了滨江高教园区的后勤设施建设与所在高校的后勤服务。

在校园建设方面，我认为，校园建筑的规划与设计首先应是学校教育理念与文化传统的完整表达，大学建筑与环境的功能应合乎学术活动的要求，功能区的分布要分合得当、动静结合，同时体现学术自由理念。“兼容并包，和而不同”是大学的理念，亦是我对整个校园建设的设计理念。十年之中，浙工大的校园建设，包括之江学院、老校园的建设和改造，建设经费将近20亿元，新建建筑面积60余万平方米。

三、内涵发展与转型期（2010—2016）。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正式颁布，提出大学要避免同质化，要分层分类办出特色。高校要从外延转向内涵发展，注重办学质量。同年，我调任浙农林大担任党委书记。当时，浙农林大刚刚完成更名升格，正面临如何科学定位和谋划未来的现实问题。

我提出，大学内涵发展的第一个关键因素是学校定位与战略。我们发动全校教职员工积极思考学校的定位问题，并在校党代会上确定了学校的战略目标。

大学内涵发展的第二个关键因素是制度与变革。制度的变革首先是文化的重塑，我们提出了“学生为本、学者为要、学科为基、学术为重”的办学理念，并决定以“管理改革年”来集中全面推进改革工作。章程建设是学校进行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和着力点。作为全省章程建设试点院校，浙农林大的章程建设在全省乃至全国高校章程建设过程中也发挥了示范作用。

大学内涵发展的第三个关键因素是人才与干部队伍建设。2011年，学校在中层干部换届上着手进行系统性改革，构建干部能上能下的选人用人长效机制。同时，把坚持以人才为本，造就一支高水平的人才队伍，作为学校的一项重要工作。

大学内涵发展的第四个关键因素是合作与发展。开放性是现代大学重要的办学理念。学校积极探索开放办学的有效路径。这方面，有两件事是对学校的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一是与国家林业局省部共建；二是独立学院迁建诸暨办学。

四、能力提升与服务引领期（2017—）。2016年，我来到了浙外。党的十九大召开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我们把对接“一带一路”、服务 “开放强省”作为学校的重要使命。接下来，我们将努力把浙外建设成为浙江省“国际化人才培养的重点基地、服务开放强省的智囊高地、国际文化交流的重要阵地”，奉献“浙外能力和浙外贡献”。

（作者系浙江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