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勇义

因为《中学生天地》关于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一次专题策划，更因为年轻编辑们的约稿和催促，我在天命之年又重拾了中学时代的青春记忆。那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一段往事。在我的平淡人生中，也算是一抹亮色。

一

还是从读书说起。那时作为家在农村的中学生，除了学校分发的教科书，少有别的书籍可读。书越是难求，阅读的愿望越强烈。

县城新华书店里的书不多，都放在玻璃柜里，一册书动辄几毛钱，买不起，只能隔着玻璃饱饱眼福。新华书店门口摆了一个有连环画的书摊，一两分钱可以读一册连环画。我空闲时常常步行十几里地去县城，在书摊边的小凳子上一坐半天，一口气看一叠连环画，直到摸摸口袋已无余钱，才恋恋不舍地起身。

从“桃园结义”到“三国归晋”，48册的《三国演义》连环画差不多就是这样断断续续地被读完的。为了读连环画，得积一些零钱，我常常摸螺蛳、剪柳枝、捡零碎到市场或供销社换钱。

初中时，有个同村的同学，他拿他家的图书与我分享，使得我有机会读到了完整的四大名著等经典作品。书中的人物、故事，至今还耳熟能详。

二

学业之余，我还要承担田间劳动，那种劳动不是用来体验的，而是以挣工分为目标的劳动。

初中的一个暑假，我第一次被生产队允许参加收割水稻，并获取工分。记得自己当时很羞涩，镰刀藏在身后，不敢走向都是成年人的劳动群体中。是生产队长给了我温暖的鼓励。

我们把一堆一堆猪粪泥均匀地分施在待耕的水田里，一天干下来，手上都是异味，洗都洗不掉。

高中那会儿，已经实施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通俗地说就是分田到户。作为长子，参加暑期“双夏”劳动的任务也就更重了。割稻、插秧、挑担，起早摸黑、蚊叮虫咬、日晒雨淋，短短的10多天时间像经历炼狱般。因为挑担，肩膀被反复磨破，留下道道血痕。暑假结束，人自然也被晒得黝黑。

三

上课铃响10多分钟后，挽着两个裤管的教师匆匆赶到了。他说对不起，迟到了，中午到附近的皂李湖捕鱼虾去了，引来哄堂大笑。

初中时的这节英语课给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那时中考英语还只计50%的分数，在农村初中得不到重视。教师也是一位可爱的代课教师。但还算幸运，我是少数几个英语考试能合格的学生之一。

我读初中，没有倾注勤奋，只靠了几分天分，成绩马马虎虎，只是知识的链条没有脱节而已。当时也很希望能考取中专，但成绩还有很大的差距，只考上了一所普通的高中——上虞丰惠中学。

因为家中拮据，父母经济负担重，加之不上不下的成绩，父母动了让我辍学、早点挣钱补贴家用的念头。我在心底里还是希望能继续上学的，但深知父母的不易，不想违拗了他们的想法，所以只能闷闷不乐。

那个时候，考大学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我们村里已经有很多年没有人考上大学了。尽管如此，母亲反复掂量，最后还是做出了“你能读到什么时候，就供你读到什么时候”的艰难抉择。就这样我获得了读高中的机会。我似乎也在一夜之间懂事了，也暗暗地下了决心——好好读书。

四

按中考成绩编班，我只够勉强被编入高一（1）班这个重点班。我努力了两个月之后，期中考试成绩已经在班级中名列前茅了。

相比劳动的艰辛，读书对我而言是一件相对轻松的事情。当然，我也面临过挫折。初中时，物理是我的优势学科，曾在全县的物理竞赛中获过奖。因各种原因，高中物理成绩却一落千丈，甚至出现单元考试不及格的情况，这在我的学习历程中是从没有过的。因为物理的缘故，我最终选择了文科。

离开了弱势科目之后，后续的学业就很顺利。我凭借班主任送我的一套北京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编写的学习辅导书，系统梳理了各门学科的知识点。以此为依据，结合教师的课堂讲解，该记的记，该背的背，查漏补缺，逐一解决疑难。

学校背倚一座小山，与校园有小径相通。我经常独自在安静的山腰，在树下，以石为凳，有计划地背诵记忆各科要点。当然，那个时候的记忆力也特别给力，很多内容几次反复就烂熟于心。

各科教师经常油印大量的讲义和习题，要求我们完成。我很少按部就班地做题，而是把其中不会的、有疑难的解决掉，节约了大量的时间。比如学自然地理，所有的知识都可以贯通于一张地图之上；学历史，则都在一条时间脉络之中。大家都说我读书用功，其实不然，我只是用巧而已。

用好在校的时间，按学校正常的作息安排学习，已经绰绰有余了，节假日依然参加生产劳动、做家务、玩耍和拥抱大自然。

五

那个时候，娱乐活动很少。像我这样中规中矩的学生，也难免有调皮捣蛋的时候。电影《人生》那会儿风靡一时，有次正好在丰惠镇电影院上映。不少学生希望利用晚自修的时间偷偷溜出去一观。大家起哄，有人说，如果我敢去，他们也敢去。

那晚，我和一拨同学，未经教师批准，偷偷出去看了电影。结果，我为此被班主任要求作书面检讨。这是我学生时代唯一一次书面检讨。

我们了解外面的世界，除了书，就是广播和影视了。村子里家家户户装有线广播，每日早、中、晚3次以《东方红》旋律定时响起，以《大海航行靠舵手》结束，这也发挥了报时的功能。

有时，母亲和几个好友聚在一起，探讨些针线活，有人会带收音机来，听听越剧唱段和广播剧等，我也耳濡目染。

去县城的电影院看电影就比较少了，除了这场《人生》，印象中还去看过一次《少林寺》，此外都是从这个村到那个村，赶场子看露天电影。

电视也是奢侈品，从黑白的到彩色的，村里只有少许经济条件好些的家庭买得起。谁家买了一台彩色电视机，那真是一个村的大新闻。开小店的邻居家里刚好有电视机，我也常常去看，邻居家挤满了人。电视连续剧《射雕英雄传》就是这样看的，那时正是暑假，白天紧张劳作，却心心念念地想着晚上的“射雕”。

六

1986年7月7日，我的高考开始了。考场就在丰惠中学教学楼，从寝室去考场，用不了几分钟。考前半小时，我和一位同学还在寝室里下军棋。

之前，有教师跟我讲，像你这样，一般的本科随便考考。那时的我，觉得能考上一所师范专科学校都心满意足了，所以真的很放松。

上午考完语文，校长问我考得怎么样，还问了作文是怎么写的。高考作文的题目是《树木、森林、气候》，我的文章应该是这样开头的——雷锋同志说：“一朵花打扮不出春天，只有百花齐放才能春色满园。”校长听了，很高兴，给了我嘉许。我平素有些局促的数学，也考得异常顺利。

第一天我就知道，我的高考已经不在话下了。

高考结束，我带着行李回到村里。遇见我的人，都关切地问我考得怎么样，我都报以微笑，心中则是充满自信的。

双夏又开始了。7月27日的下午，头顶着烈日，脚趟发烫的田水，我和父母一起正在插种杂交水稻。抬眼看到远处的渠道上有一位穿着白色上衣的人，推着自行车，正在向我招手喊话。从身影和声音里断定，这是我的一位同学。我想，这一定与我的高考有关，我的心一下紧张起来，立马抬腿向同学奔去。因为激动，还不时地从狭窄的田塍滑落到水田里。

刚到跟前，同学推了我一把：“你怎么可以考这么高呢？”他递给我一张白色的小纸片，上面打印着我的名字、准考证号、各科的成绩和总分。640分的满分我考了550分。当年的文科重点线大概是520的样子，听老师说我在全省的文科考生中可以排到前几十位，其中语文单科分数在上虞是最高的。这些我也没有去求证过。

一家人都高兴极了。等我送走了同学，平复了心情，母亲指指一大片待种的水田，我赶紧回到了自己的岗位上。我知道，不用多久，我将会远行，将要作别脚下的这片土地。

七

8月中下旬,我收到了武汉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一个牛皮纸信封里，装着薄薄一页通知书，还有两张印着珞珈山地址的行李签。在此之前，这封录取通知书已经在丰惠中学的传达室存放了10来天，同学看到后马上送到我家里。

那时候，高考填报志愿缺乏资料和引导。我们是预估分数之后就填报志愿的，我的估分比较保守，实际分数起码比估分要多20分。当时也动过第一志愿报考北京大学的念头，但觉得有些冒险就打消了，虽然我的实际分数应该足够填报的。

就为了地理书上所言“九省通衢”这四个字，我就填报了武汉大学。至于选专业更是盲目，当时只觉得扛摄像机的电视记者，甚至农贸市场的管理员都很风光，所以填报的专业不是新闻就是工商管理，还有法律，印象中填报的第二志愿是华东政法学院。

就这样，我被武汉大学新闻系录取，这是我至今引以为骄傲的大学和专业。选择这条路，还是选择那条路，一切都是那样的偶然，但这似乎也是冥冥之中的一种安排，一种依据内心召唤的安排。对我而言，考大学首先只是为了改变自己的生活境遇，也想为父母支撑不易的家尽一份心力，出于一种非常朴素的愿望，但朦朦胧胧之中，也有诗和远方的憧憬。

我的户籍农转非了，我来到了武汉这个陌生的大城市。办户口迁移手续之前，还需要把一年的口粮，好像是600多斤稻谷卖给粮站。600多斤粮食，装满了几个大麻袋，堆上了一辆手推车。父亲在前拉着，我在后推着，到丰惠镇粮站足足走了20里地。

邻村的一位初中同学，同年从春晖中学考上了武汉大学生物系。第一次出远门，可以结伴而行，我们都特别高兴。就这样，我俩带了棉被等鼓鼓囊囊的行李，乘坐绿皮火车，从上虞站出发，经杭州、株洲等几次中转，前往武汉。

我，一个从未离开过家乡的农村学生，开启了一段两天一夜车程的全新旅程，也开启了人生的逐梦之旅。

（作者系浙江教育报刊总社副社长、副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