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言 宏 实习记者 高 岩

今年4月，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在浙江师范大学70周年校庆前夕，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学馆开馆。101岁的蒋风来了。

文学馆二楼的“蒋风专区”里，手稿、书信、著作、国际格林奖获奖证书静静陈列着。它们像一枚枚时间的贝壳，收藏着一位老人与中国儿童文学相伴而行的漫长回声。蒋风坐在轮椅上，缓缓看着眼前的一切。有孩子从身边跑过，他的目光追了过去，嘴角微微上扬。

文学馆旁的小路边摆放着《小橘灯》《稻草人》《没头脑和不高兴》等儿童文学名著里的主人翁雕塑，孩子们仿佛只要拾级而上，就能走进一条由童话、诗歌和想象铺成的路。

百岁寿辰时，蒋风曾说过最大的心愿是建一座儿童文学馆。他对身边的人说，“我不做，可能就没人做了”。如今，心愿落地了。他看着来来往往的孩子，说：“儿童文学是一项充满希望的事业。”这句话，几乎可以概括他的一生。

从少年时代写下春天，到在大学讲台上开拓儿童文学研究，再到离休后办起“一个人的大学”，蒋风像一阵不急不缓的风，吹过一个世纪，也吹过中国儿童文学从稚嫩到繁盛的百年路程。

春天里的少年

蒋风的文学记忆，最早来自家里。他的母亲熟读诗词。夏阳酷暑，她会吟“赤日炎炎似火烧”；秋夜清凉，她会念“天阶夜色凉如水”。童年的蒋风听着这些诗句，看四季流转，心里很早便埋下了文学的种子。

从小学三年级起，蒋风开始养成写日记的习惯——这也是保持终身的习惯。四年级，他的作文《北山游记》参加《儿童杂志》举办的全国儿童作文比赛，获得第十名，这是他第一篇印成铅字的文章，极大地激发了他的写作兴趣。

1936年，11岁的蒋风在郑振铎主编的《儿童世界》上发表习作《春天来了》。那是一首带着童声的短诗，写花红、草绿、黄莺唱曲，也写孩子在春天里应有的欢喜。多年后再回望，这篇少年习作像一个小小的预告：蒋风一生都没有离开“春天”，没有离开孩子，也没有离开文学。

1937年，抗日战争让生活动荡起来。他逃难到金华北山一带，原本平静的村小因为教师的离开而难以为继。乡亲们见蒋风个子高，又读过中学，便与他母亲商量，请他去代课。学校条件简陋，事情却不少。上课、管学生、照看学校，蒋风样样都要做。他们并不知，这个“小先生”其实才12岁。有时上课不顺，蒋风就给孩子们讲故事。孩子们围着他，听他讲书里的人物，也听他临时编出的故事。

正是那些早年写作和给孩子讲故事的经历，让蒋风做儿童文学研究时，不只看见“文学”，也看见“儿童”；不只关心文本，更关心文本怎样抵达孩子的心。蒋风常常说：“为孩子工作就是为未来工作。”在他看来，童年是价值观塑造的关键时期，儿童读物对孩子的影响深远。那些“有趣、有益、有生命力”的优秀作品，能够为人的一生打下温暖而坚实的底色。

“我就是教儿童文学的人”

蒋风并不是一路直达儿童文学的世界。“有人曾写文章打趣，说我是从‘猪郎中’变成儿童文学家的。”蒋风笑着说。因为家境困难，当年蒋风只能选择免费的学校和专业。他在国立英士大学农学院读过兽医，又转到农业经济专业。这些看似绕了远路的经历，让他更明白一个人要找到真正热爱的事业有多不易。

1956年，蒋风来到浙江师范学院（浙江师范大学前身）任教。那时，儿童文学还不是高校里一门专业课程。它常常被看作是小学语文教学的附属材料，或是教育工具，而非独立的文学门类和学术对象。

可是蒋风不这样看。在他眼里，儿童文学首先是文学。既然是文学，就有审美，有想象，有情感，也有独立的研究价值。他开始在师范教育中讲授儿童文学，试图把这门被忽视的课程一点点立起来。

最难的是没有教材。没有教材怎么办？那就自己编。那时资料少，书店里也难见儿童文学理论书，国外相关资料更难获得。他只能从有限的材料中一点点找线索，结合课堂教学，梳理概念、史料和作品。别人看来，这和在空地上造房子一样困难，蒋风却一砖一瓦地垒了起来。

1978年前后，他开始整理自己多年讲授儿童文学课的教案，后来出版了《儿童文学概论》，并被评为国家级教材。这本书不只是一本教材，更像一块基石，把儿童文学从经验层面的“喜欢孩子、会讲故事”，推进到可以研究、可以教学、可以培养人才的学科层面。

1979年，浙江师范学院成立儿童文学研究室，蒋风任主任。同年，学校开始培养儿童文学方向研究生。后来，儿童文学研究室逐渐发展为儿童文学研究所。现如今，许多活跃在全国儿童文学研究、创作、出版领域的人，都曾从这里出发。回望这段历史，人们常说，蒋风创了许多“第一”：恢复儿童文学课程，创建儿童文学研究机构，培养儿童文学研究生，编写儿童文学教材和史论著作。

也就在这些年里，蒋风从一名普通教师，成为中国儿童文学学科建设的重要开拓者。

1984年，他被任命为浙江师范学院院长。但院长这个身份，并没有让他离开讲台和书桌。任职期间，他推动学校更名为浙江师范大学。他因超强度工作病倒住院，身体恢复后，他婉拒了接任宁波大学校长的机会，回到心爱的儿童文学研究。

无论职务怎样变化，他始终把自己定位为普通教师。“我一直就是一个教儿童文学的人。”这句平淡的话，最能见出蒋风的本色。

2011年，蒋风获得第13届国际格林奖，成为首位获此荣誉的中国学者。这个奖项，既是对他个人长期耕耘的肯定，也是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研究走向世界的一次标志性时刻。蒋风捐出奖金，推动设立儿童文学相关奖项，用来鼓励后来者。他还获得过宋庆龄儿童文学奖特殊贡献奖、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特殊贡献奖等多项荣誉。

在蒋风91岁时，他申报的《世界儿童文学事典》修订本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他在海内外广发“英雄帖”，组织了100多名儿童文学研究者参与。组织人员之余，蒋风自己也忙着查找资料、整理条目，每天在书房拿着放大镜一页页翻阅。在他95岁时，他主编的《中国儿童文学史》由复旦大学出版社推出，并被列入202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

蒋风说：“我不是想逞英雄，只想老有作为。”他从未把儿童文学当成一时的职业，而是当作毕生的方向。

“一个人的大学”

1994年，蒋风离休。那一年，他已年近七旬。他想，那些不在高校，但同样热爱儿童文学的人，该到哪里学习？于是，他创办了“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中心”，开设“非学历儿童文学讲习班”，免费招收“非学历”儿童文学研究生。

外界称它为“一个人的大学”。这所大学很特别：没有固定校园，没有学历文凭，也不收学费。许多事务，蒋风自己张罗。招生、上课、改作业、指导论文、组织答辩，他一项项做下来。

蒋风把这件事看得很重。讲习班一办就是30年，学员有上千人，遍及全国各地，又扩大到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日本。他们中有教师，有编辑，有作家，也有儿童文学爱好者。很多人在各自岗位上继续写作、研究、推广阅读，把儿童文学的火种带到更远的地方。

免费，并不意味着随意。讲习班入门宽，要求却严。学员要自学完6门功课，完成24篇作业和3篇论文，结业论文要通过答辩，只有十分之一的人拿到了结业证书。蒋风会认真批改学员作业，一位已逾古稀的老人，在书桌前给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回信、改稿。“我常常觉得时间不够，最好一天有48个小时。”他说。那些纸页上的圈点、批注和鼓励，是他另一种形式的课堂。只要有人愿意学，蒋风就愿意教。

“2025年开始，浙师大接收‘非学历儿童文学讲习班’，儿童文学爱好者又可以有机会学习了。”蒋风高兴地说。

蒋风种下的种子，已经开出了繁盛的花。儿童文学作家汤汤（本名汤红英）说：“我认识蒋老师是在2003年，那年夏天，蒋老师的全国儿童文学讲习班在武义开办，学校要求我们每个语文老师都参加。正是酷暑，我百般不情愿地去听课，没想到第一天就被吸引住了，等听完五六天的课，我已经决心要开始儿童文学创作了。”

回忆起那段日子，汤汤不由得想，如果蒋风没有到武义来，如果她没有去听课，也许就没有后来的汤汤了。20多年来，汤汤因为儿童文学收获了生命中太多的礼物和惊喜，人生也因此多了一些价值和意义。“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影响、触动和启发，竟是这样奇妙。”汤汤说，“蒋老师是一个有大格局、做事有魄力的人，他在我们面前从不彰显这些，只是一直宽容、温和、亲切地期待着我们。”

《走在光荣的荆棘路上：蒋风传》的作者汪胜，也是在蒋风的鼓励下，找到了自己的写作之路。他说：“蒋老师是一个有梦想、有信仰的人，他一辈子都在圆梦！”

采访快结束时，这位百岁老人谈起年轻人做学问，他希望后来者扎实一点，再加“一把火”，再出“一身汗”。离开的时候，记者回头看了一眼。蒋风还坐在那里，阳光从窗外洒进来，落在他花白的头发上。

100岁的风，从金华的春天吹来，从山村小学吹来，从浙师大的课堂和书房吹来，又吹向一座新落成的儿童文学馆。风没有停，吹过书页，也吹向孩子们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