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邹红宇

“剡溪蕴秀异，欲罢不能忘。”沿着唐代诗人杜甫眼中水净沙明的剡溪一路向南，在天姥山、四明山、会稽山、覆卮山的怀抱之中，有一处备受历代文人墨客青睐的清妙之境——嵊州。这里是书圣王羲之、雕圣戴逵、山水诗圣谢灵运等学者名流的归隐地，也是马寅初一生为之挂念的故乡。

白墙青瓦、古朴清幽，嵊州市浦口街道名人街74号，一座晚清风格民居内，郁郁葱葱的老树探出新绿。142年之前，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学家、人口学家马寅初诞生于此。按干支纪年，他出生之年为壬午年，五月为午月，初九为午日，再加上他午时出生，又姓马，“五马齐全”的巧合仿佛预示着他极不平凡的一生。

勤学笃行，自强不息

马氏原本是绍兴的书香门第、仕族望门，但自明亡以后，马家子弟皆遵照祖训，三朝不仕，从此便耕读传家、商贾继世了。到了马寅初父辈这一代，马氏家族中大多都在做酒水生意，其中马寅初父亲马棣生的“马树记”最为著名。

“马树记”酒店位于浦口镇中央，是前店后家的格局，马棣生一家和酒坊师徒都居住在店后的楼里。马寅初少年时就住在院子北屋西头的二层楼上。每当酒旗扬起，在附近停泊的船工舟子、客商游人经常喜欢到“马树记”酒店喝上一盅，借以解忧解乏。随着马家的生意逐渐兴隆，马棣生也开始考虑培养继承人。

在父亲的安排下，马寅初在6岁便进入家附近的私塾——凌云学堂读书。在那里，他得前岗村贡生俞桂轩先生启蒙，学识大进，打下了良好的国学功底。同时，还学得了一手好字，以隶楷见长，洋洋呈大家之风。俞桂轩打开了马寅初的眼界，点燃了他求学的火苗。

绍兴城里水澄巷王家是马寅初母亲的娘家，马寅初13岁时经由舅父竭力说和，父亲才勉强同意其随舅父进绍兴县学堂读书。晃眼4年过去，马寅初因受维新思潮影响，想去新式学堂继续深造。但父亲不打算让他继续上学，而是想让聪明伶俐的马寅初继承酒坊。可是马寅初不愿意服从父亲对他前途的安排，为此多次遭到父亲的打骂斥责。

正当父子两人吵得不可开交之际，与马寅初大哥私交甚好的上海瑞纶丝厂经理张江声的到来打破了僵局。张江声非常欣赏这个“跪下也要读书”的年轻人，就力劝马棣生把眼光放长远些，要支持儿子外出读书，并主动提出自己出钱供马寅初上学。就这样，17岁的马寅初在张江声的安排下，进上海教会学校英华书馆（又称中西书院）读书，命运的轨迹从此改变。

英华书馆开设的英语、代数等科目让马寅初感到格外新鲜，但他的家乡口音一直改不过来。马寅初毫不气馁，他抽空便大声朗读，不到口干舌燥不罢休。凭借着刻苦的精神和顽强的毅力，马寅初头一年英文考试没及格，但在第二年就考得了第一名，其他科目也都名列前茅。

1902年，马寅初抱着“实业救国”和“科学救国”的理想，考进北洋大学的采矿冶金科。1907年，因学业成绩优异，马寅初和其他13个同学一起被选为官费留学生赴美深造。

马寅初在耶鲁大学冶矿系学习一年左右，深受美国发达经济制度之触动，意识到“实业救国”这条路在当时的中国是行不通的，必须改革中国的社会制度。于是，他从第二学年开始改为研究经济学。

马寅初知识面广、基础功课底子扎实，加上他好学不倦、刻苦钻研，用常人三四倍的时间去学习，所以虽然转换专业，也能按期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并考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

作为一个学者，马寅初一直保持着勤奋好学的精神。在70岁高龄的时候，为了研究苏联经济理论，他开始学习俄语。有人劝他，年纪大了，记忆力衰退了，何必再学外语呢？他回答，恒心与勤奋能弥补不足。马寅初从俄文字母学起，学发音、背单词、练语法，每天上两次课，还要时时考试。就这样，经过3年苦读，他以惊人的毅力掌握了俄语，不仅能阅读俄文经典名著，而且能用俄语对话，甚至可以在苏联报纸上发表文章。

爱国为民，敢怒敢言

在嵊州幽深邃密的峡谷之中，在潺潺流淌的剡溪和黄泽江两岸，在马寅初命名为“竹屋”的故居庭院中，到处都生长着挺拔秀丽的翠竹。在诸种花草树木中，马寅初最为喜爱的就是竹子，因为竹子有着与他同样的风骨和品格。丛丛翠竹，以虚心劲节、刚正不阿、宁折不弯的品格影响着马寅初的一生。

1915年，马寅初学成回国，之后长期从事经济学的研究，并热衷于通过演讲和著书普及经济知识，还组织创办了当时最著名的经济学术团体——中国经济学社。随着马寅初在经济界的影响力逐渐扩大，标榜着要搞经济建设的南京国民政府为了装点门面，便邀请马寅初到国家立法院任职。

1928年11月，马寅初应邀到立法院任立法委员，之后又被委任为立法院的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长。当时的立法院中大多数委员都是国民党的御用文人、官僚政客，他们习惯于对国民党反动派唯命是从。马寅初则秉着公心，对那些损害人民利益、阻碍工商业发展的财政政策拼命抨击、寸步不让，不给国民党反动派留一点情面。

抗日战争爆发后，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利用其政治、军事上的权力贪污腐败，滥发纸币和公债，大发国难财，弄得财政混乱、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目睹这一切腐败现象，马寅初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他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在各种集会上演讲，在立法院提出议案，痛斥国民党反动派鱼肉百姓的经济专政，主张要向发国难财者征收战时财产税，以充战后经济复兴。马寅初的文章字字句句铿锵有力、内容翔实，矛头直指四大家族，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

1940年11月24日，重庆大学礼堂里人头攒动。虽然是一个星期天上午，但听众非常踊跃，连礼堂外的空地上都挤满了人。讲台上，马寅初精神振奋，声音洪亮，礼堂内外都能听得清清楚楚，他说道：“我们抗战，中等人出钱，下等人出力。至于有钱的上等人呢？既未出钱，又未出力，反而发了国难财。要铲除这种阶级性的不公平……非要发国难财的人拿出钱来收回纸币不可。”马寅初的文章和多次公开演讲像一柄柄锋利的匕首，刺中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要害，为国民党反动派所不容。同年12月6日，马寅初被国民党宪兵抓捕，先后被囚禁在贵州息烽和江西上饶。

“不屈不淫征气性，敢怒敢言见精神。”这是新华日报社为马寅初六十寿辰送来的贺联，也是马寅初性格的真实写照。为了声援当时仍身陷囹圄的马寅初，祝寿来宾和重庆大学学生纷纷解囊捐款，在重庆大学校内修建寅初亭。黄炎培特地写了一首诗：“顽龙经岁困泥中，忙煞惊曹斗草童。报道先生今去矣，一亭冷对夕阳红。”并制成诗匾挂在亭中。时至今日，寅初亭仍在原址，系六角屋檐，有玻璃屋面和玻璃滴水，亭前还种有菊花等各种花卉。

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和周恩来等共产党员的营救下，1942年8月，马寅初出狱，但仍被软禁在重庆歌乐山上，限制与外界接触。直到1944年，他才彻底恢复人身自由。他始终站在爱国民主运动的最前列，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英勇顽强的斗争。

以人为本，民主办校

马寅初学成回国之初，自以为在外国学的是财政，便想着用所学之物来改造中国腐败落后的财政税务，并在北洋政府的财政部里当一名职员。然而痛心于当时中国的各项税收大都控制在各帝国主义国家的手里，再加上目睹北洋政府贪赃枉法、营私舞弊的丑恶行径，马寅初便一甩袖离开了政界，决心走一条教育救国的新路。

从1915年学成回国后，即走上各大学讲台，到1960年辞去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一生从教40余年（中间除被国民党当局软禁的4年多外），足迹遍布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财经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复旦大学、重庆大学等20多所著名大学，还曾经担任过北京大学校长、浙江大学校长和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

1916年，马寅初应蔡元培邀请到北京大学担任经济学教授。任教期间，受到“思想独立、学术自由”的北大精神的影响，马寅初的民主办学思想开始萌芽。他曾讲，这些头脑灵活、有先进思想的在校大学生是祖国的栋梁，学校的领导和老师应该维护学生的爱国热情，大力支持学生的政治活动。1938年，马寅初担任重庆大学商学院专任院长之后，积极鼓励学生自由读书，使得当时的进步书籍报刊可以在重庆大学的学生间随意传阅；支持成立学生自洽会，自洽会内学生可以民主选举、自由发表意见。

1949年8月，被任命为浙江大学第一任校长的马寅初便反复思考，怎样办好一所社会主义新型大学。在他看来，要办好大学，还是得继续发扬之前在北京大学和重庆大学的民主办校传统。随后，他对全校师生员工说：“办好一个大学，不能单靠校长一个人的力量！一个人的力量是很有限的，应当是人人提方案，个个想办法，大家献计献策，大家都以主人翁的态度共同努力创造一个新浙大！”在这样的倡议下，师生员工纷纷开动脑筋想办法，结果一下就提出了900多条提案。马寅初对此非常高兴，组织召开全校师生员工代表会议，对这些提案和建议加以研讨和落实。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谭震林高度评价马寅初的工作，并且建议浙江大学把代表会议制度化，“这是一个新创造，它对于浙大本身的健全和保证它本身任务的完成，有着重要的意义”。

“今后的浙大，要在人民民主的总方针下，大家学习新的思想，确定为人民服务的立场，教育要与新中国的建设相结合，培养切合实际要求的专门人才。”这句出任浙江大学校长时的致辞，鲜明阐述了马寅初的教育目标和办学目的。在1951年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时，马寅初再次强调教育的基本立场：“以团结一致的精神发扬北大的光荣革命传统，保持北大的学术地位，并配合国家建设工作的开展，为国家造就大批优秀的建设人才。”为此，他采取了一系列举措，例如强调师资队伍建设、注重科学研究、重视教学建设、改进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

不论在经济研究中还是在校长职位上，马寅初自始至终都秉持学以致用的原则。他坚持主张高等教育与科研相结合，以研究成果教育学生；认为经济学服务国家和社会，学界要与事业界进行良性互动；一贯主张和重视职业技术教育；提出主张以教授治校，使学校教学计划与国家计划相符合……这些教育思想和治校方略对今天的教育工作者来说，仍然有无可比拟的启迪与参照价值。

坚持真理，舍生取义

1953年，新中国进行了第一次全国性的人口普查，并提供了我国人口的准确数字。这让一直关心我国人口工作的马寅初兴奋不已，也激起他对于我国人口变化规律的好奇，由此引发了他著名的“新人口论”。

次年春天，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的马寅初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浙江，一连3年走乡串户地进行实地调查。根据调查研究，马寅初发现，中国人口的增长率是每年增长22‰以上，而在有些地方甚至达到了30‰。看到自己调查研究的结果，马寅初不禁感慨，这数据实在是太高了。他进一步分析，我国本来人口多、土地少，按照这样的增长情况继续下去，别说国家的发展与强盛，恐怕连人民吃饭的问题都难以解决。

于是心急如焚的马寅初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写成《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一文。1955年7月,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召开，马寅初将写好的文章作为发言稿，交浙江小组讨论征求意见，却没能得到大多数专家的认可，只有极少数人表示同意，有的甚至不表示任何意见。

但马寅初并不就此罢休。为了把这个问题阐释得更加清楚，他四处奔走，积极找人磋商恳谈。为此，他找浙江大学的老同志竺可桢谈，找我国人口问题专家陈达谈，找著名会计大师潘序伦谈，还亲自到北京大学、浙江大学找有关教授座谈人口问题，征询意见。

1957年，马寅初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提出关于“控制人口数量”的建议，接着又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新人口论》，并在其中发出警告：“控制人口，实属刻不容缓，不然的话，日后的问题益棘手，愈难解决。”然而，紧接着席卷而来的政治风暴让马寅初遭到了集中的批判。

“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面对报刊上200多篇反对他的文章，一方面，他逐篇细读，虚心采纳合理因素用以完善自身观点；另一方面，他对其中的谬误毫不留情地进行了学术性论战，发表了10余篇说理性文章反击。后来的几十年，事实证明了马寅初“新人口论”的预言。1979年，马寅初被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并成为北京大学第一位名誉校长。

在马寅初的葬礼上，有人送上这样的挽联：马师在旧社会不畏强暴，敢怒敢言，爱国一片赤子之心，深受同仁敬重；先生为新中国严谨治学，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不屈不挠，堪为晚辈楷模。在马寅初身上，有着师者的风骨与信仰，也有勇士的胸怀和格局。无论在怎样的时代，他都是国家的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