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邓海建

近日，浙江省教育厅等十部门发布了《关于加强校外培训监管行政执法工作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明确提出，“2023年，基本建立校外培训执法制度和相关协调机制，执法力量明显加强，执法质量和效能大幅提高”。建章立制，提质增效。很显然，浙江在探索校外培训监管“常态化”工作层面迈出了关键一步。

“减负”几十年，口碑并不好。不过，自2021年7月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至今，肉眼可见的改变是，中国学生过重校外培训负担确实得到了有效减轻。“内卷”的家长稍稍轻松些了，失衡的“指挥棒”终于归正些了。俗话说，顽疾猛药治。“双减”之所以雷霆高效，说到底，是因为这回的监管执法“很较真”。就像当初的观望者说的：如果这次“双减”还是一阵风就了事，那么，义务教育的目标偏移一定会故态复萌。好在这样的担心，渐次稀释在严苛执法的落地政策中。

校外培训监管，当然也是动真碰硬的。这里有两层现实语境。一是校外培训群魔乱舞，非重拳难以整治。特别是近年来，资本无序涌入校外培训机构，尤其集中在学科类培训领域，加重了学生家庭教育支出负担，严重侵害了教育的公益属性，让良心的行业变成逐利的产业。二是“不输在起跑线上”的惯性思维根深蒂固，不少家长及社会人士对“强监管”也持观望态度。事实上在一些地方，隐形变异的违规地下培训又浮出水面，甚至形成新的增量，并有相对稳定的需求支撑。如果此时的监管不能秉持“常”“长”二字，必会对冲校外培训治理成效，影响“双减”效果的成色。

“双减”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因此，绝不会仅仅是一场来去倏忽的“执法风暴”。2022年2月，教育部数据显示：原12.4万个义务教育阶段线下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压减到9728个，压减率为92.14%，原263个线上校外培训机构压减到34个，压减率为87.07%，“营转非”“备改审”完成率达100%。不过，校外培训监管既要看存量、还要看增量，它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依然存在着深层次的矛盾和症结，绝不是“点到为止”就能一劳永逸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风暴执法”形成全民共识之后，亟待走向常态监管的新阶段。

浙江出台的《实施意见》明确了六大重点任务，首先便是“健全执法机制”：在将校外培训执法工作全面纳入“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的背景下，健全执法协同机制，健全联合执法机制，健全行刑衔接机制。权责明晰、重点突出，体制机制的保障作用，能有效将校外培训监管的行政执法工作纳入常态轨道。最终，实现《实施意见》提出的目标，到2024年，基本建成职责清晰、协同高效、机制健全、行为规范、保障有力、监督有效的校外培训执法体系。从“机制”到“体系”、从“风暴”到“日常”，不仅有助于凝聚专业执法的常态力量，也必然会在全省营造形成全社会参与校外培训治理的积极氛围。

监管“在线”，套路“下线”。校外培训监管只有时时在场、处处在场，坚持问题导向、红线意识、底线思维，才能真正让校外培训更规范、更有序。日前，教育部等十三部门印发《关于规范面向中小学生的非学科类校外培训的意见》。可见，顶层设计层面的校外培训监管“永远在路上”。浙江的《实施意见》从行政执法层面明确了常态监管的“路线图”与“时间表”，相信在“强监管”与“优服务”之下，全省校外培训市场定会更加清朗澄明，为“双减”的浙江实践提供更好的执法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