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21世纪教育 研究院理事长 杨东平
最近国家强力出台了政策，要求减轻学生负担并整治校外培训机构，其实这也是对整个中国基础教育格局的一次重大调整和改变，直指立德树人，这是教育回归育人主阵地之变。
辨析“影子教育”
中国的基础教育大概可以分为两个系统，就是公办和民办两个系统。在最近20年以来，生长出了规模巨大的第三个系统，课外培训系统。它的体量大大超过了公办小学，而且出现了一批实力强大的上市公司。今天中国基础教育的格局和利益关系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培训教育成为增加课业负担和家庭经济负担，助推应试教育的最重要的力量，已经到了“天怒人怨”，不得不变革的时候。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培训教育在国外通常被称为“影子教育”，意思就是说它是伴随着公办学校，为了满足公办学校的某些需要，如影随形地产生的。比较多的，是一种补习教育——后进生跟不上正常的教学，需要通过课外培训来提供；公办学校不可能提供个性化需要的艺术方面的教育，需要通过课外培训来提供。所以说它是“影子教育”。
但是，在中国的现实中，培训一开始也是从满足了一部分学业困难学生的需求开始的，但是到后来它就逐渐偏离了这个方向，形成了很强的自我发展的动机。其通过超前教育和竞争性发展的模式扩大社会影响，通过向家长传递焦虑然后满足焦虑的方式来扩大自己的市场占有率。最后培训教育成为对公办教育的一种反噬，也就是说它在很大程度上绑架和改变了公办教育。
比如说，当绝大多数儿童已经在学前班学了非常多的知识以后，小学的教学是没法组织的，所以一年级的教学只能从受过培训的起点开始，为此国家三令五申禁止幼儿园小学化，要求一年级零起点。所以我们说培训教育的确恶化了整个教育生态，造成了一种“水涨船高”的格局。考试的分数和竞争的强度越来越高，如果不参加就会被甩下。它的背后是一种学历军备竞赛。
现在我们对培训机构的治理也是这么一个道理，就是要把被抬得很高的水平面降下来，降到原来的初始位置。也就是说，与其所有的人都去补习，不如所有的人都不补，大家都回到零起点，回到原初的面貌。这种治理的思路是有价值的，当然治理的难度是非常高的。但是我相信这是一个过程，我们要逐渐面对和解决各种问题。
矛盾会转移到公办学校
培训教育，是“影子教育”，是随公办学校的需求而改变的。如果公办学校不择校了，机构就没有择校培训。如果公办学校都要求考足球，机构就都去培训足球了，所以机构是一个从动的系统。如果课外培训这个系统没有了，那么自然所有的对教育的抱怨、不满、问题，就会重新回到教育内部，回到了我们公办学校自身。所以我们要看到，正是因为公办学校出现了各种问题，才催生了“影子教育”。
我们还是要重新回到以公办学校为主来解决各种教育问题的轨道上来。
首先要确保学前教育不被超前教育、提前教育所裹挟。我们看到中国的培训系统不断下沉，越来越低龄化，下沉到2~3岁的幼儿做各种思维训练，不要说违背教育规律，简直是违背基本的人伦原则。在这方面我们要有更坚决更强有力的措施，避免学前教育被培训所裹挟。
比如通过学前教育的立法。必须要有非常清晰的规则，才能够阻止事态的恶化。
其次，就是要改善小学的教育生态，就是所谓“减负”的问题。小学如何做到真正的减负，我觉得就是要取消公办学校的唯分数评价和超纲的考试。
另外，非常重要的是需要刹住公办学校教师有偿补课之风。这也是很多家长最大的担心。课外补习取消了以后，会不会导致培训机构的培训转移为在校教师的有偿家教？在校教师的有偿家教是违规行为，是国家明令禁止的。但是我们能不能做到真的禁住？如果这个事情做得不彻底，就会使课外培训仍然变相生存。
学生的课余生活安排成了挑战
我们还要面临的一个挑战，就是没有课外培训后，学生的课余生活如何安排。因为过去家长有一个比较简单的选择，即把小孩子送到培训班去。毕竟这可以帮助家长来分担一些看护孩子的问题。所以在没有培训系统的情况下，这个问题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新情况、新问题，我们的政府、学校和社会要承担更大的责任，就是要担负起学生的课外时间的服务。
最近，上海已经建立了小学生的爱心暑托班，由团市委、市教委牵头，包括卫健委、体育局、总工会、市妇联等机构共同参与，覆盖16个区，一共建立543个办学地点，为当地大多数的小学生提供一个课外活动和托管的场所。
因为过去这个功能被培训机构取代了，所以我们缺乏主动的建设，而这种社区服务应该是社会的常态，是一个学习化社会、一个儿童友好型社会的常态。比如说，在丹麦每个社区都有青少年俱乐部，各个年龄段的孩子均可参加，有足球、手球、网球、游泳、射击、骑马、体操各个项目，而且离家很近，学费也不高，通常每个孩子都会在课余参加俱乐部活动。这就是一种公益化的、儿童友好的，同时也是社区化的社会支持系统。像这样的社会服务在中国还不普及，所以这可能是今后非常重要的发展方向。
家长也要意识到，这个转变也可能是我们培养学生自主能力非常重要的机会。如国外学生的寒暑假是非常长的，有3个月左右。为什么设计得那么长呢？是有功能的，就是为了用这段时间促进学生的社会认知、自然认知、自我认知，也就是说让他走出学校，来认识社会，认识各行各业，认识自然，发展自己的兴趣。
所以家庭、学校、社会组织都需要共同来帮助学生安排设计有价值、有意义的活动，帮助学生走进自然、走进社会、走进职业生活，协调学生进入各种职业场所参观实习、做调查等。这是一个很新的方面。
可以让学生学习自我管理，确定一段时间的目标，如读多少本书、自学哪些内容、参观多少个展览、参加一次旅行等等。同时可以确定一个个人的研究项目，包括理论或者实践的研究。比如说，用课余时间来研究自己的家史，祖上三代到底是干什么的，这个恐怕一般的孩子都不知道；做一个社区的调查，或者关于村落的调查。
学生还要参加公益活动，既可以是社会的公益机构的活动，也可以是自我设计的一些公益活动。比如说帮助老人学会使用电脑和掌握使用手机的App，比如说帮助家长建立一个手机的通讯录等等。还有就是到企业、商店、农村进行一次生活体验，了解社会。我相信这些都是比刷题更重要的学习，会使课后时间更具有价值。
学生学习负担来自三个方面
学生的学业负担到底来自哪里？学校的校长、教师都说是学校减负、家长加负，负担主要是来自于课外培训机构。但是如果您家里有孩子的话，就会知道一个学生每天晚上在灯光下所做的作业主要是来自学校；课外培训机构主要是双休日上课，而且作业量并不大。PISA（国际学生评估项目）2012的调查结果也说明了这个问题，学生学习时间过长主要是因为学校的学习时间过长，这个应该可以说是一个定论。
那学业负担过重的来源究竟是什么？关于此问有几个说法。
第一个原因是课业难度过高，就是指教材的难度太高。到底高不高？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院2014年组织了一个课题组，对中国、美国、俄罗斯、英国、德国、法国等10个国家的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科学6个学科的小学、初中、高中的教材进行了研究。这个研究的结论是，中国教材的难度大致在第4~6位，属于中等。调查的结论非常确定地表明，我们的教材并不难。中小学生的课业负担与教材难度没有直接关系。但是这与我们的实际经验和感受是很不相同的，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国的学科学习难度，尤其是小学生的数学，它的难度通常要比西方国家、比日本高1~2个年级。有人说了一个段子：每一个中国小学三年级的“学渣”，到了美国的五年级都是“学霸”。一个英国的学者也说过这话，他说：“英国大学一年级的学生才学勾股定律，而中国的初中生就学勾股定律了。”
关于学科难度的问题，还有一个调查显示，绝大多数上海的小学数学教师认为，PISA的数学难度就相当于上海的小学水平。实际上PISA是针对15岁学生的，是相当于初三水平的。对于上海的学生而言，这就是小学的水平，所以难度不在话下。比较重要的是，课题组研究的结论是我们的教学难度要比教材难度平均高出50%~100%。我觉得这是问题的关键。我们的教材看上去没有那么难，但是我们的教学和考试要比它难得多。这说明我们的教学难度和考试难度居高不下。比如说，在上海，各种数学测试最后一题就是奥数题，是教材上和习题上都没有的。如果不去上补习班的话，很难适应。所以是我们的教学超纲，而不是教材超纲。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第二个原因是让孩子做大量作业、重复练习。我们对孩子做作业的训练、对刷题的模式要达到孩子“一看就会，一做就对”的水平。所以，刷题导致的学业负担是非常大的。
第三个原因是课外培训抢跑导致教育难度不断地下放。这个问题现在越来越严重。有人说，现在学前教育也开始内卷，幼儿园的中班就开始布置家庭作业，到了大班几乎没有孩子在班学习了。某城市的调查显示，60%的大班孩子都不在幼儿园，都到补习班学习去了。这类补习班叫“幼小衔接班”。幼小衔接班的教学难度有多高？有一个家长说，差不多要达到小学三年级的水平。这件事真的是令人发指，骇人听闻。所谓的“幼小衔接班”，本来就是让孩子从幼儿园过渡到小学，就是一个让孩子适应的过程，结果因为抢跑，提前把教学的难度提到那么高。经调查，幼儿园孩子的近视率已经达到20%。这是不是非常恐怖呢？
根据中国教育协会2016年的统计，当时全国的校外培训机构有22万所，超过了小学的总数16万所。培训机构的教师数为800万人，也超过了小学教师的总数570万人。2016年培训市场的费用超过8000亿元。毫无疑问的是，课外培训增加了学生的学习负担。我们今天看到的一个现实是，课外培训、课外补习尤其是奥数进入到学校的课程和考试中，成为校内校外的“合谋”。这问题也是很严重的。
我们需要一场教育的革命——学习的革命
在中小学生肩负着如此严重的课业负担的情况下，在教育部门几十年来三令五申、禁令不断的情况下，这个问题究竟如何解决。我们现在比较强调的是一种教育生态的改变，或者说是一种整体性的改变，而不是靠简单地通过下禁令，或者用其他方式来禁止。这种整体性的改变需要我们从根本上来思考我们现在的教学模式、教育内容、教育方法。
可以用这句话来表达：我们需要一场教育的革命——学习的革命。例如，我们能不能大幅度地减少课内教学时间。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主席曾提出，学校的教育内容可以砍掉三分之一。我看我们今天砍掉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都可以。我们看看德国的小学至高中全部都是半天上课，人家怎么就能够达到既定的学习目标？中国台湾地区同样是如此。台湾地区的学校一、二年级半天排课，三、四年级多一个下午排课，五、六年级多3个下午排课。可见，课内学习时间的减少是可以做到的。而我们现在是不断地做加法，所有的事情都要从娃娃抓起、从孩子抓起，孩子就被抓“死”了。这是第一个方面，就是要下决心大幅度减少我们的教育内容，因为小孩根本就不需要学那么多。
第二个方面，西方国家普遍都采用了一种综合课程的模式，或者叫全科教师的模式，尤其是在低年级阶段。比如说，一年级到三年级所有的课程都是一个主课教师教。这种模式有许多好处。第一，可以帮助儿童建立密切的师生关系；第二，小学低年级的课程没有那么难，不需要这么强的专业性分门别类。如果有一个全科教师来负责学生的课程，那么我想，教师就会量力而行，不会给自己留批不完的作业，不是每一门课都要布置非常多的作业。在分科教学的模式下，教师在抢学生的时间，语文课多留作业，数学课也要多留作业，科学课也要多留作业，学生就不堪重负。全科教师模式不仅在教学的模式上是先进的，而且它也可以部分地解决作业过多的问题。另外，降低考试难度、减少考试次数、减少作业的数量这些问题，很大程度上是靠第一线的校长、教师自己来掌握的，不是靠中央政府下禁令来解决的。禁令是管不到具体细节的。减轻学生负担、减少作业和考试，是每一个学校，每一个校长、教师都可以有所作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