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节前夕，记者走访了不少学校和教师，调查了解教师们在权益保障方面的困惑，发现教师们的一个普遍感受是自主休息权、教育惩戒权、学术自主权、民主管理权得不到有效保障。教师们都希望适当“松绑”，能身心舒展地栖居于教育这片神圣的土地。

A.为教师减负，保障教师休息权

教师王鲲（化名）对记者说，去年为了迎接无烟学校和无邪教学校复查工作，专门填写了50多项表格，写了几十种方案和总结，这让他感到身心俱疲。慈溪市观海卫镇卫山学校办公室主任王永生说，目前，部分教师要抽出很多的精力去完成这些与教育教学不那么有关的工作，学校经常面临各种检查、各种创建、各种评比，这些都剥夺了教师从事教育教学的权利。

衢州第二中学特级教师金子兴说，社会为教育松绑，教育行政才能给学校真正减负，学校才能为教师减少非专业工作的时间。诸暨市城西小学校长侯科顶认为，必须研究制订“进校事务”的系列制度，厘清“入校”标准和范畴，同时设置“申报、审核、举报、追责”等组合拳，把项目“进口权限”还给教育部门。更重要的是，打通自下而上的监督通道，让教师有权利有途径有底气地向上进行举报。要努力把学校从“无限责任”调整为“明确责任”。

教育工作有其特殊性，不可能和其他行业等同看待，目前在贵州旦寨县支教的杭州市滨和小学教师袁华认为，很多人比较关注的是教师每天只上了几节课，其实教师工作的每一个细节背后都需要大量的思考和研究，比如系统规划、活动策划组织、心理沟通交流等。尤其是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无界限的工作时间与空间，教师时时在线，被动或主动地工作，疲劳时间久了，对教师来说就是无形的打击与伤害。

教师们普遍表达了这样一种愿景，期待现代学校制度的全面推行以及学校的治理方式的不断改进。宁波杭州湾新区初级中学校长鲁纪权建议，减少会议数量，提倡开短会、开“并会”。充分发挥现代网络的作用，通过微信、智慧校园办公系统、书面材料等形式传达会议内容，使开会成为一种教育故事的分享会。要减少无效的、形式主义的检查，把检查变成与教师沟通、协商和对话的过程，把检查变成对教师教育教学工作的诊断和指导。减少不必要的计划和总结，提倡写教学专题材料，引导教师积极反思、梳理和总结自己教学中的经验和困惑。“这样的管理，能够积极为教师创设可以解放心灵、放松自我的清净空间，使他们慢下来、静下来、雅起来。”

B.重建信任，保障落实教育权

省特级教师、宁波国家高新区实验学校校长罗树庚说，这几年，教师们都觉得“教师越来越难当”，特别是有着二三十年教龄的老教师，提及以前做教师的时候，都特别怀念过去的氛围。那时候，家长把孩子交到教师手上，说得最多的是：“孩子不听话，老师尽管打就是。”而近几年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学校、教师不敢对校园欺凌、违规违纪、行为失范的学生进行惩戒。当教师采用强硬措施教育学生后，往往引来的是家长的讨伐、媒体的诘难。这一切的背后是因为家长民主意识加强，加上对学校和教师的不信任，形成了家长的“受害者心理”。一有师生冲突，往往采取了过度维权的行为。而部分学校和教育局为了息事宁人的各种退让，客观上也鼓励了“校闹”的发生。

永康市教育局督导杨铁金认为，教育学生属于教师的职务行为。引起对学生的伤害，要明确当与不当的界线，完善处理问题的方法与程序，设立主持公道的第三方。可以让督导部门独立出来，成为一个具有社会公信力的部门，更好行使督政、督学、评价等职能。

台州市椒江区教育局原局长朱道鸿认为，要厘清什么是教育权以及如何行权，厘清教师教育权和家长教养权的关系和定位。在他看来，这里有个起码的逻辑起点，教育权源自教养权，又高于教养权，教师的所有教育教学行为与家长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愿望同行同向，则勿需多言教育权保证的问题。

“要完善《教师法》，建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基础上制定《学生法》，由法律人事从专业角度界定教师和学生的权利、责任和义务，再建议抓紧制定《家庭教育法》，从法律意义上明确家长的权利、责任和义务。”临海市回浦中学副校长金从欧说。省特级教师、杭州教育科学院周文涌建议，学校要设立专门的法务顾问或外聘律师，专业的事必须有专业的人来做。

2019年11月，教育部向社会发布了《中小学教师实施教育惩戒规则（征求意见稿）》引发社会广泛关注。教师的教育惩戒权如果真的来了，教师们敢使用吗？教育惩戒发生后，产生不良后果，如果家长利用自媒体讨伐学校和教师，上级主管部门敢为老师说话、担责吗？媒体能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引导社会舆论吗？面对熊孩子，在教育惩戒实施初期，教育主管部门是否能理直气壮地鼓励学校、教师行使惩戒权？罗树庚希望：“全社会对学校、教师多一分宽容，少一点责难。让全体家长认识到好的教育，必然是宽严相济、奖惩分明的；好的老师，必然是管教同步、严慈同体的。”

中国美术学院学工部副部长徐增鎏认为，教师的惩戒权，本就应该是一种教师职业与生俱来的权责，既是权利又是责任，最终目的是立德树人。玉不琢不成器，惩戒是加深学生行为规范印象的有效措施，但惩戒也是有底线的，是可以规范的，应该更强调规范和责任。只要基于责任，有底线，有规范，就既能给广大教师以保障，又能更好地培育人才。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姚荣直言：“既要保障学校与教师有关教育惩戒的法定权益，又要明确教育惩戒权行使的原则及其法律界限。既要明确学校安全事故中学校的法定责任，又要维护学校正常教育教学秩序，依法追究校闹人员的法律责任包括刑事法律责任。”

C.尊重教师，保障教师发展自主权

很多教师说，当前亟待需要改善的，是教育工作权。“教育既是一种国家层面的集体意志行为，也是教师个人的智慧能力体现，因此，要赋予教师一定程度上的教育工作自主权，尊重他们的教学个性。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不能以整齐划一的教学方法限制教师工作上的选择权。”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教师朱小峰认为，教师需要有足够的时间来反思总结自己的教学，形成“总结—提高—再总结—再提高”的良性循环，以避免长期低水平的重复劳动。有鉴于此，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要主动为教师创造学术的交流机会和平台，保证教师教学上的反思总结有分享的机会，实现教师教学反思的价值最大化体现，实现他们教学能力上的共同进步。

“每次活动都成了少数甚至极个别专家的一言堂。这样的研讨氛围让一线基层教师感到很郁闷。”开化县林山乡国芯希望小学教师戴金辉希望“能还基层一线教师发表意见权”，他希望每次活动前，要充分调查了解基层一线最需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然后有目的地开展活动。

在杭州市下城区教师教育学院院长唐西胜看来，素质教育对教师的专业化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学生全面而个性的发展需要全面而有个性、更具包容性的教师。而目前行政化、任务化、标准化的教师专业化发展运行模式妨碍了教师专业化发展的自主权的发挥。在教师专业晋级、职称评定上，要求教师上公开课、做课题研究、发表文章以及获得各种荣誉，再被折算成相应的分数，由此在各种评比当中去兑换证书或职称晋级。在这样的一种封闭的、标准化的层层评估体系中，会磨灭和破坏老师对自我和对职业的价值感，教师发展的自主权被严重压缩。

D.扩大知情权，保障教师民主参与管理

教师民主参与管理是以发挥教师的主人翁地位为基础，以责权利统一为前提的，参与并影响学校目标、决策的制定、执行与监督的过程。但在具体学校管理中或多或少存在教师参与学校民主管理的权利被削弱甚至被剥夺的现象。杭州市萧山区瓜沥镇第二初级中学教师徐建章说，这些现象具体表现为：学校物品的购置总是某些主要负责人或者相关部门说了算，教师没有知情权；学校基建项目该建还是不该建，也很少征求教师们的意见；而学校特色、发展走向的讨论更缺少普通教师的参与。

确实，教师参与学校民主管理的权利被削弱，其不利影响很多。从表面上看，影响教师主人翁地位的认同，也影响广大教师工作的积极性。从深层次看，会导致广大教师的思想意识中形不成民主思维，会对学生的身心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如何真正让教师参与学校民主管理落到实处，徐建章建议首先要增强学校管理者的法治意识、规则意识；其次是加强学校制度建设，在学校管理中真正让制度“说话”；三是切实提升教代会成员的素质，使教代会成员不但有决策权，更要会决策、能决策；四是学校工会组织能切实担负起维护广大教师合法权利的责任。

诸暨技师学院教师徐振宇建议要发挥教代会的作用，完善工会组织机构，并正常开展活动；工会负责人要真正负起责任来，主动走到群众中去了解大伙的心声，完成上情下达的任务。只有充分调动教职工的积极性，“学校是我家，管理靠大家”才不至于成为一句空话。而更多人呼吁建立现代学校制度，真正做到依法治教，让教师成为学校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