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黄莉萍
只要有一线阳光，层层叠叠的“琉璃”城堡小屋会瞬间流光溢彩。城堡间由攀岩墙、攀爬网串接，楼层间靠滑梯“相连”；城堡中法庭、银行、超市、医院、部落林立，让童话世界与现实生活魔幻地融为一体……
距杭州市淳安县城25千米的富文乡中心小学，10月15日，成了主角。
当日，淳安县教育局与来自北京的民办教育智库——21世纪教育研究院正式签订委托管理协议。协议“宣布”，当地政府投入1000万元全面改建好的富文乡中心小学将有自主设计办学路径权、自主安排工作时间权、自主分配办学资源权等。
“我们探索富文乡中心小学综合改革的目的，一是助力乡村孩子健康成长，二是尽可能为校长办学赋能，三是尝试为未来学校做一个‘乡村样本’。”“始作俑者”、浙江外国语学院副教授、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常务学术委员蒋莉说。
振兴乡村教育需要扶风而上
“让每个孩子都能享受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淳安县教育局局长洪余良直言，乡村教育曾是自己的心头之痛，“大多数学校每年的生源流失严重，有的甚至达70%”。而纵观全国，截至2017年年底，农村小规模学校共有10.7万所，其中8万个为教学点。占农村小学总数44.4%的小规模学校和教学点，“小而弱、小而差”是其基本状态。
“乡村没有好学校，留不住孩子，也留不住父母。这是淳安乡村振兴缺乏动力的症结所在。”洪余良说。
2015年，时任杭州市教育局副局长的蒋莉牵头，组织多个部门在淳安、建德、桐庐3县开展了为期1年的农村小规模学校发展情况调研活动。2016年2月，淳安县富文中心小学被列为农村小规模学校整体提升综合改革项目首所试点学校。2017年11月，富文中心小学整体改建项目正式启动。
122名学生，22位教师，校舍改建后的富文中心小学进入综合改革深水区。“‘小班小校’，才会有教师和学生的密切互动，才有可能实行个性化的教育。”对于此次委托管理的富文中心小学，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认为，这不光是底部攻坚，更是教育的创新，“德国、芬兰等欧洲国家的小学，学生定额就是150人左右”。
发展规划、课程设置、治理体系，工作时间、工作安排、教师培训，岗位设定、教师聘用、考核机制……5年时间里，在由淳安县教育局代表、21世纪教育研究院代表、富文乡人民代表、学校校长、学校教师代表等组成的理事会的领导下，富文中心小学将有着完全的自主权。“加上由淳安县纪委代表、两级政府督导代表、学生家长等组成的监事会，创新了政府的农村学校资源配置机制。”蒋莉认为，这将公共教育的全流程真正切割成了管、办、评三大领域。
“小班小校”里的师生互动
这几天，姜蔚颖的嗓子基本处于沙哑状态。“昨天特级教师蒋军晶来给我们示范了一节群文阅读课，今天美国教师通过网络给我们的孩子上了一节双线英语课……”到10月17日，委托管理协议签订后连续3天都处于高强度的研讨、教研中，富文中心小学师生们感觉幸福爆棚。
3年前，姜蔚颖主动请缨，从淳安县下派到富文中心小学任校长。作为这场教育改革最主要的执行者，姜蔚颖带领教师们用行动直观地“解读”了办学自主权：
从本学期开始，该校不再参与县里联考，而选择制订更适合乡村学生“生活教育”的考核指标；
教师岗位分为全科包班教师、学科专业教师（音体美）、学生领航教师3个类别，教师以岗定薪，按岗履职；
每个班由2名教师包班，协同式渐进地尝试课程整合、项目制学习、主题式学习，上课内容自定、课表自制；
不再设定固定的上课时间，课堂长度由教师根据上课内容和学生的接受程度而定；
一个小时自主阅读、一个小时自由活动、一个小时自由运动，是学生们每天的固定课目；
……
“全科包班教师与每位学生谈心30分钟并提出个别化辅导意见，学生领航教师对有特殊教育需求的学生进行个别化辅导服务，都是育人成效考核内容的一部分。”姜蔚颖介绍，教师的业绩考核不再以学生成绩为主要指标。
这学期，工作已33年的教师朱剑慧成了四年级的一名全科包班教师。这些天，主要负责数学和科学教学的她琢磨着如何做好关于溶解的实验。“我会盘算如何更好地将溶解实验中需要用到的数学知识融入实验教学中，也会在美术老师教学生们画一画烧杯时教他们边画边认识刻度。”朱剑慧的班里有25名学生，每次上完课，她总要找学生聊，聊他们喜欢的上课方式和内容，再对自己的课堂和上课模式进行适当地调整。“没有课表，没有上课铃声，我们老师有了教学自主权，这也逼得我们不断去思考、调研什么样的课才是最适合孩子、最受孩子欢迎的。”这学期，仅朱剑慧班上，转学回流的学生就有4名。
“看着政府花大力气改建学校，家长们能不心动吗？当然，要留住学生进而吸引更多的学生回流，需要我们更加努力。”姜蔚颖告诉记者，如今教师们都充满了光荣感和自豪感，“不认真改，对不起政府这么多的投入！”
乡村小规模学校之路
“政府投资1000万元改建这所乡村学校的校舍，放手让学校开展制度的创新、机制的优化、课程的改革等，这样的投入到底值不值？”10月15日委托管理协议签约仪式后，一场关于“乡村学校综合改革”的思辨就此展开，多位国内知名教育专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我们的改革，是在原有的22名教师和每年625万元办学经费都不变的基础上进行的。因而，改革方向是使农村小规模学校的价值导向、设计理念和服务内容都能够适应未来社会对人才培养的要求。”蒋莉的愿望是，“创造一个可供其他农村学校复制的新模式。”
那么，什么样的探索是乡村教育所期待的？
“未来的农村小规模学校，应该是小班小校、社区化、生活化的，是适合农村孩子的教育。”杨东平说。
“教育树人，更多的是让知识与学生的生命价值，与他的生活建立起联系。”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尹后庆认为，对于乡村学校，基于生态需要而进行的学校教育显得尤为重要。
“最关键的是在文化、理念、资源上，探索怎样为农村孩子提供他们原本难以获得的东西。”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认为，要把乡村教育做好，最重要的是真正关注每一个儿童的发展。
“首先要激活的是由当地居民、政府、家长等共同参与的共治模式。”国家行政学院中国乡村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张孝德认为，应多方研讨探索回归生命的乡村教育，开发亲近乡土、亲近自然的课程。浙江省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朱永祥则提醒，应多多关注对农村孩子长远发展来说特别关键的各种素养的培养。
“我们有麦秆街、木工房、烘焙屋，我们有银行、超市、生命体验馆，我们探索农场课程、自然课程、毅行游学课程……”曾经苦恼于不知如何打开局面，如何去改变教师的姜蔚颖坦言，省内外专家、名师的引领、示范，与北京、杭州城市学校的网络协同教研，让教师们因为有那么多的并肩同行者而信心倍增，“我们在探索中渐渐清晰了前行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