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让人无语”的教材，

我们可以做什么？

□杭州市下城区教师教育学院

张祖庆

中小学（尤其是小学）语文教材，这些年渐渐成为靶子。业内的、业外的，凡只要识几个字，都敢骂，甚至骂得蛮凶。这年头，骂国足，骂春晚，骂教材都一样安全。当然，骂久了，很多人会选择无语，懒得骂了。

编教材的人呢，常常觉得很委屈，觉得有些人嘴太刁、太毒。其实呀，骂是好事；没人骂了，才悲哀。有人骂，至少表明大家对母语教育的关注是热切的，期待好教材为儿童一生发展奠基的愿望是强烈的。

这是讨论这个话题的共识。有了这个共识，我们再来观照面对“让人无语的教材”的几种姿态，就有了逻辑起点。

梳理一下，大致有以下几种姿态。

一为“哗众取宠”

断章取义地找出一些“问题教材”，套上个耸人听闻的标题，引起广泛关注。

二为“出离愤怒”

看到有问题的教材，拍案而起，怒发冲冠，言辞激烈，恨不能把教材当炸药包，冲进教育部，与教材以及编教材的人“玉石俱焚”。

这类人表面看是愣头青，但以我的理解，其实他是有强烈责任心的人，是值得钦佩的。因为编教材的人在暗处，他在明处，很容易把他自己推上风口浪尖。不理解的人，还以为他想借此机会炒作自己。

对这样的人，我表示佩服。在这个说假话成风的当下，敢于直言的人是稀有物种。

也许，他的观点不无偏颇。但至少，他敢发表自己的看法，至少给编教材的人敲敲边鼓，希望他们擦亮双眼，选出更好的文本带给儿童。

从这个意义上讲，“出离愤怒”也有价值。

当然，如果整篇文章都在宣泄情绪，没有真正提出建设性意见。那么，这样的愤怒缺少的是冷静的思考。

三为“穷追不舍”

究竟什么样的文章是好文章？教材中的哪些文章是应该被“请出去”的？

几年前，以郭初阳、蔡朝阳、吕栋等为代表的教师，用大量翔实的材料，对《爱迪生救妈妈》《地震中的父与子》等文本进行深度考证，提出了此类或虚假，或质量有问题的文本（简称“教材硬伤”）不适宜入选小学教材，后来结集为《救救孩子——小学语文教材批判》。

对“教材硬伤”用心考据的人，让人肃然起敬。

教材是儿童学习母语的第一范本，应该是经典的、美好的、经得起反复推敲的。显然，当下的教材离这样的要求相去甚远。从这个意义上说，郭初阳们的考证，应该引起编者的深思与高度重视。中外优秀文本浩如烟海，完全可以提供给少年儿童，这关系到国家的未来，责任重于泰山。

有人说，教材允许虚构，那是混淆了概念。报告文学允许局部虚构，但基本情节还是要尊重历史，这跟小说的虚构是两码事。像《爱迪生救妈妈》《地震中的父与子》等文章，已经被大量证据证明与事实不符，就不能作为“传说”或想象性文本进入教材。

编教材的人真的应该人手一册《救救孩子——小学语文教材批判》。

也许是受初阳先生的影响，我也曾对网络上将郑振铎误传为“落雪”进行深度考证，还“发掘”出了真的“落雪”。（详见：《真“落雪”与郑振铎共“昭雪”——小语课文〈唯一的听众〉作者岳永利有话说》）

四为“合理开发”

编一套教材，要在中宣部的引领、专家的审核、一线教师的期待与需求三者之间达成平衡，难！难！难！有时候，明知道有些文本质量很一般，但不得不放入教材。

有一类教师，清楚地知道教材编写的不易，知道没有教材是完美的，于是没有过多地把精力放在愤怒、指责上，而是带着学生批判地使用教材。

读《从现在开始》，他们会带着学生质问：“狮子大王可不可以给其他小动物公平竞争的机会？可不可以通过投票选出新的森林之王？”

读《在金色的沙滩上》，他们会带着学生追问：“海滩上的小女孩既然这么喜欢贝壳，她帮叔叔看管衣服，叔叔送她贝壳，这不是一种互利吗？为什么一定要上升到‘不能随便要别人的东西’的道德高度”？

读《唯一的听众》，教师带着学生辩论：“这是一篇散文还是小说？根据文风，你觉得作者是不是郑振铎，你的理由是什么？”

这类教师还会适时地将原文引入课堂，让学生细细对比，说说是改编的好，还是原文好。

这类教师可能会根据自己的判断，压缩“硬伤教材”的教学时间，适当拓展阅读，引进同题材文本，引导学生进行“群文阅读”。

这类教师可能会觉得“教材无非是个例子”，把基本的识字任务完成好，腾出大量时间，引进优秀儿童文学作品，带着学生们整本整本地读书。

五为“大胆创造”

有些教师不满足于小打小闹。

这类教师深深地知道，放牧者不能因为土地贫瘠就坐等羊群饿死。于是，他们带着羊群，寻找水草丰美的地方。

他们自己读大量的书，把一篇篇美文带给学生们。他们试着将自己读到的好文章，编成一本一本的书，带学生们走进肥沃的土地。严凌君、蒋军晶、钱锋、刘发建、丁慈矿等朋友们，编出了《青春读书课》《群文阅读》《万物启蒙》《名家文学读本》《小学对课》等精彩读本。这些读本，成了他和学生们重要的母语教材。他们认真教好教科书，也认真地用好自己编的书。

他们深深知道，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与其怨声载道，不如埋头苦干。

在中国，编一套卓越的教材，其难度比办一台春晚要难很多。

我想说，编教材的人要有春晚导演的气度——要经得起骂。不要永远自我感觉良好，唯有虚心听取多方意见，在各方要求的前提下，更要思考儿童喜欢和需要什么样的文本。教材编者不能见人骂就生气。骂得不对，你飘过即可；骂得对，你改了就是。别人愿意骂，说明对你还有期待。

教材承载着宣传意识形态的功能，在尊重这个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我们完全可以花更多的精力，去认真研究发达国家的教材，认真研究母语学习规律，广泛调研，吸纳更多经验丰富的一线教师参与到教材的编写中来，把真正优秀的文本选出来。没有完美，但我们可以无限接近完美。

而作为一线教师，我们要擦亮双眼，提高文本解读水平，能判别哪些是优秀文本，哪些是问题文本。我们要尊重教材，用好教材。教材是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但我们绝不能盲从教材。我们要牢记“教师是课程开发者”的使命，要大量阅读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把它们引入课堂。我们要少一些抱怨，多一些建设。

有问题并不可怕，“万物皆有裂隙，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