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纯坤 傅妍祺

作为扎根地方、对接产业、服务民生的教育载体，应用型大学尤其应立足新发展阶段，以“上接国家战略、下联产业民生”为核心定位，在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缩小发展差距、增进民生福祉中肩负起时代使命，成为推动共同富裕从理念到实践的重要教育力量。

首先，应用型大学是服务区域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关键一环。当前，我国正深入推进制造强国等重大战略，着力推动传统产业提质增效、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这一发展进程中迫切需要大量具备较强实践能力、精准适配产业发展需求的应用型人才。应用型大学正是衔接国家战略落地、支撑地方产业升级、助力共同富裕实现的核心载体。

应用型大学与地方经济发展双向赋能、共生共荣。随着时代进步和科技迭代，应用型大学有更充足的理由与创新型企业紧密相连，成为当地先进科学技术转移、应用和创新的中心。应用型大学的专业结构应根据地方经济发展变化和人才需求状况及时调整，而不必像研究型大学那样追求学科布局的学术性和完整性。

提高应用科研能力是摆在应用型大学改革发展路上的重大挑战，也是必须补齐的一项短板。应用型大学应当重视发挥科研的引领作用，在开展应用型科研的过程中提升自身培养高质量应用型人才和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创新发展的能力。

其次，造就实干英才，促进共同富裕是应用型大学的历史担当。共同富裕的核心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与收入水平的稳步提升，而人才培养作为应用型大学的核心职能，正是衔接教育与共同富裕的关键纽带。

应用型大学应以培养适应产业发展、具备实践能力的实干人才为核心。唯有聚焦产业需求、强化实践教学、完善培养体系，才能培育出具备扎实专业技能、适应市场需求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为毕业生高质量就业、收入增长奠定坚实基础；而毕业生收入水平的提升，既能带动家庭增收致富，缩小群体收入差距，又能激发消费潜力、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形成良性循环。

在聚焦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质量愈发重要，应用型大学应当凝聚所有力量，以高质量就业为目标进行应用型人才培养，并在这一过程中推动相关转型改革。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比如德国就通过相关法律法规进一步巩固应用科学大学在理论联系实际方面的优势地位，不断强化其专业设置的针对性、教学环节的实践性、校企合作的紧密性、师资队伍结构的复合性。由此，毕业生普遍实现高质量就业，扩大了中高收入人群的比例。我国应用型大学要通过先进技术的研发为地方产业转型升级提供强有力的支撑，满足行业企业向创新型、技术密集型企业转型的科研攻关和技术创新需求。这些企业在生产高附加值产品的同时，也会创造高质量的就业机会，从而使应用型大学毕业生有机会获得高收入，助力我国迈过中等收入陷阱，进而赢得各方认可。

再次，应用型大学是发挥承上启下关键作用的共同富裕“人才引擎”，在推动教育综合改革、完善终身教育体系上扮演着“立交桥”的角色。

长期以来，一些地方本科院校存在一种认识上的误区，即简单地将课程教学等同于人才培养的全部。然而，对应用型大学而言，校企合作的内涵远不止于联合教学。真正的协同育人，应当涵盖联合科研与联合服务社会等更广阔的维度，将自身的所有功能活动——从知识传授到科研创新，再到社会服务，进行系统性整合，使其同向同行，最终汇聚到立德树人这一根本目标上来，培养出既有扎实本领又有家国情怀的时代新人。

德国在招生制度上实现应用科学大学与中等职业教育衔接，学位体制上应用科学大学拥有学士和硕士两级学位授予权并实现与综合性大学博士学位授予相衔接，形成了一套融会贯通的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我国也可将应用型大学作为核心抓手深化职教改革，探索符合本土实际的人才培养贯通路径。

在笔者看来，要更好推动应用型大学在促进共同富裕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需要进一步完善配套政策促使应用型大学分类发展、正向循环。

各级政府应当利用财政、税收等多项政策支持地方普通本科院校向应用型大学转型，帮助应用型大学走出当前发展困境，形成“转型—资源倾斜—转型更加坚定”的正向循环，促使应用型大学走出一条内涵式发展的新道路，而不是传统上对于研究型大学的靠拢，或是对职业技能型高校的简单复制升格。

相关完善配套政策可以从两个方面出发，一是为应用型大学赋予更多的办学自主权，鼓励校企共建产业学院、以股权置换吸纳企业参与治理等多种形式开展深度合作；二是针对行业企业等市场主体实施更加精准的财税政策，激发市场主体参与产教融合实践的积极性，运用财税政策更多地引导双方联合开展应用型科研、技术创新研发等，推动校企高水平、高质量融合。

在建设教育强国的过程中，应充分发挥应用型大学的桥梁作用，贯通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进一步加强不同层次人才培养的衔接，落实人才分类培养理念，推动高等院校分类发展。应当借鉴国际上的制度改革经验，积极探索应用型大学相关招生制度、学位制度改革，引导应用型大学高质量内涵式发展。

（作者分别系浙江海洋大学师范学院讲师、浙江海洋大学师范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