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畅

当浙江省特级教师何夏寿将他新近出版的散文集《记着》（《爱满教育》姊妹篇）赠予我时，我有些许惊诧。因为我并不知道他还会写散文，还出版了多部散文集。

周日的一个早晨，我开始翻阅《记着》。一开始，是随便翻翻，翻着翻着，我思维的小船悠然划进了曲径通幽的港湾，由快读粗读变为慢品细赏了。当我花了整整一天时间读完时，竟发现自己的眼角还有未干的泪水。

散文属于文学范畴，而文学是社会的一面镜子。感谢作者，是他把一些高远而又抽象的说教，转换成一个个生动美丽的故事，家长里短、人生经验，兼及世相百态。30篇散文，没有写什么大人物，个别的甚至是弱势群体，一件件小事不仅被写得丰满，而且动人。

这些小人物的生活和命运，光阴与苦乐，到来与离去，让人感到，无论世道如何变迁，人性中的美好总会延续。

之所以这些平凡人、陌生人被写得有血有肉，是与作者积极观察细节、善于捕捉细节、生动表现细节有关。因了细节，不论是浓墨重彩的描摹也好，轻描淡写的勾画也罢，都让依恋、思念、畏惧、痛苦、委屈等各种情感臻于完美。

就如《戏友》中的黑龙江语言文字研究中心的老教师白金声，因为邀请当时在东北师范大学培训的作者去他家做客，竟在大雪皑皑中迎候其到来。因为雪厚又结冰，“车子开得更慢了。这时，我看见冰雪大世界中，有个人像树一样笔挺地站在风雪中，裹着棉袄，帽子衣服已经一片雪白了。我心想：小区的保安，真不好做。这么冷的天，这么大的雪，还把自己站成一棵树”。透过这一细节，老友白金声待人实诚、热情的性格跃然纸上。

比如欲擒故纵的手法。《铅笔头》里的父亲，一开始让人感觉是一个不近人情的人，“为省钱，父亲试着做过几回铅笔，将木炭削尖了装进一根小竹管里”。对小儿子尽管放宽了限制，但还是规定“三年级用三支铅笔”，并经常对其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看见过早用完了就会加以责骂。

然而，当父亲从老师那里得悉儿子字写得好、文章做得好时，竟然自责：“只怪我们太穷，多给他几支铅笔，他就能写更多的文章了。从前，秀才都是靠文章写出来的。”第二天一大早，有所“觉醒和发现”的父亲就赶紧去杭州做泥螺生意了。

父亲做的是违法生意，泥螺夏天不能卖，易诱发传染病，被“戴红袖章的人”叫进了派出所。“你们有没有写剩的铅笔头？给我几个，好让我回家有个交代。”在被感动的派出所民警的指点下，父亲从城西的垃圾场捡回一大包长长短短的铅笔头，儿子也油然转变了对父亲的看法：父亲并非吝啬、蛮横，而是家里经济实在太过拮据。在父亲心里，他自是深爱着自己的孩子，这样的父爱难道不伟大？

细细品味这篇散文，作品中有一种沉郁的调子，沉郁中又分明带着一种深沉的忧伤，仿佛阴暗的乌云下海水不断地冲击着海岸，加之作者运用的表现手法，有一种“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极其生动地升华了本文的主题——父爱的崇高。

与此同时，作者一些恰到好处的比喻、拟人、夸张等修辞手法，也增添了散文的感人力量。比如，“日子像辫子一样，又黑又长的”“那声音就像捡到了一块金子”“我备了节童话课，像怀了孩子，很兴奋，不‘生’不快”……我们还可以发现这样一个秘密：这些修辞手法，多与童话的写法有交集，这或许是作为一名童话教师的“三句话不离本行”吧。

散文也有夹叙夹议的特点。作者在“议”的时候，以其独到的洞见和深刻的表达，将自己所要暗示和告诉读者的道理，转换成了易乐于接受的哲理。在《贝贝》一文中，作者面对学生贝贝在练习卷中对“开学两个多月了，请写几句话，介绍班里发生的新鲜事”没写一个字的尴尬情况，给她虚拟了一个“僵尸”的形象，在创设情境后，诱导其自己讲故事。事实上，贝贝借着“僵尸”挖掘出自己藏在心里的无穷无尽的新鲜事……

至此，作者才大发感慨：“一张薄薄的考卷，依然冻坏了孩子灿烂的欢笑，遮蔽了孩子生命的蓝天。”与其说这篇文章是对贝贝考试失利的一次叙写，不如说这是作为教师的作者借这一事件对学生评价作了活生生的反思。

读《记着》中的一篇篇散文，之所以令我为之叫绝，不仅是因为其人其事是作者亲历的，还因为作者的满腹经纶。他的《戏说》《祝家庄》，其写得信手拈来，纵横捭阖，没有深湛的文化积淀，怕是勉为其难的。

著名诗人顾城说过：“因为你要做一朵花，才会觉得春天离开你；如果你是春天，就没有离开，就永远有花。”《记着》写得感人而富有正义感，我想这当与作者首先是一位“正人君子”有关。他那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不仅为他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知识、有仁爱之心的“四有好教师”提供了价值导向、精神动力、心理支撑，而且为他的笔触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正能量。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既是在为作者的创作用心所感动，同时又为他人格的魅力所折服。

（作者为绍兴市上虞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儿童文学》“金近奖”评委）

书 名：《记着》

作 者：何夏寿

出版者：上海教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