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金 澜

在前不久结束的浙江财经大学综合改革情况汇报会上，全校13个二级学院负责人都获得了满满的好评。

原来，今年年初该校颁布权责清单，梳理出19个大类事项，特别是将人事、财务、资源配置等重要的管理权限统统下放到二级学院。学校职能部门退出微观事务，行督导和宏观调控之职。此举不仅减轻了学校职能部门的负担，还大大激发了二级学院办学活力，半年下来就收获了“满堂彩”。

2015年，我省被确立为全国教育“管办评”分离改革综合试点之一。为构建“政府管教育、学校办教育、社会评教育”的新格局，3年多来，全省教育系统的78家试点单位，先后走上了打造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探索之路。

明确职权 为办学者“松绑”

既要把握宏观大局，又要处理微观事务，长久以来，行政部门与学校的关系总是“剪不断理还乱”。再加上一些涉教部门各行其是，缺乏统筹规划，不同程度干扰了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而要改变这种困境，必须明确部门职权，划定权力红线。

前不久，杭州市拱墅区教育局拟定了一份“教育职权”清单。统计显示，区内涉教部门超过30个，责任清单和权利清单涉及的事务均超过100项。该局督导科科长叶百水向记者透露：“划定涉教红线，就是要把学校从各类繁琐的活动事务中解放出来，真正专注于教学。”

为全面落实学校的法人主体地位，永嘉县则在去年年底出台规定，给各类“进校园”活动戴上紧箍咒。现在要“进校园”举办活动，必须对照相关要求逐项设计，精心安排，尽最大可能融入学校日常的教育活动中。而宁波、义乌等地也正忙着起草“教育职权”清单及配套评价体系，力求“纵向推简政放权、横向求明晰权责”。

与此同时，一场高校内部的治理机制改革也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自从被确立为试点单位后，浙江工商大学就把完善大学章程执行机制定位为“一把手”工程。学校先后成立完善依法治校、深化综合改革、岗位设置与聘任、学科建设和任期目标管理等多个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制定新办法新举措，试图从制度上破除发展壁垒。

紧跟着，该校先后出台了“西湖学者计划”实施办法、岗位聘任实施办法、任期目标管理办法、学部制办法等制度，二级学院缺乏自主权，岗位评聘“论资排辈”等体制机制上的弊端被一一化解。校园内形成了多做事、做实事的氛围，办学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日益提升。

省委教育工委书记、省教育厅厅长郭华巍说：“推进依法治教、依法治校是实现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途径，也是深化教育改革发展的根本保障。”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我省所有高校、98%的中小学校都已完成了章程制定。按章程办学，浙江已经在路上。

破除弊端 向制度要“红利”

于洋、斯琴高娃、奚美娟、张纪中……去年9月成立的浙江传媒学院华策电影学院源源不断地引进影视明星大家。“以前受限于人事政策、薪酬待遇、考勤管理、引进门槛等诸多因素，学校不能直接引进很多高端人才。”该校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如今实行混合所有制办学后，因为华策电影学院的管理运行主体是公司，所以很多问题都迎刃而解了。

记者了解到，随着“管办评”分离改革的持续推进，我省有不少高校都在尝试混合所有制办学。像温州医科大学与温州康宁医院的合作，就解决了“高校有人才缺硬件、企业有硬件缺人才”的弊端，校企双方各取所需，实现共同发展。而杭州师范大学阿里巴巴商学院的成立则为解决“教育与产业脱节、课程与企业岗位脱节”的老毛病提供了新思路。

“管办评”分离改革，人是关键因素。省教育厅政策法规处处长黄亮说：“凭工作能力定岗位，让教师获得与自身最大生产力相适应的地位和待遇，既体现了对知识和人才的尊重，也能够最大限度激发和释放高层次人才的潜力，这是一举多得的好事。”

许多高校都把改革切口对准了教师岗位聘用体系，为实现“人尽其才、人尽其用”打下基础。在浙江师范大学最近举行的二轮岗聘中，有20人因业绩突出被越级高聘，有14名教授低聘为副教授、56名副教授低聘为讲师。在首批30位“双龙学者”特聘教授中，该校更是将8位优秀中青年教师破格提拔为教授或副教授。

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如何调动校长的办学积极性，避免职业倦怠，也是改革的重点和难点。为此，温州、台州先后开展校长职级制试点。台州市去年将10所市直公办普通高中校长职级分为四级九等，即特级校长、高级校长（一、二、三等）、中级校长（一、二、三等）、初级校长（一、二等）。

校长职级的升降与薪酬等制度相配套，对主动到薄弱学校、农村学校工作，从优质学校或城区学校交流到薄弱学校或农村学校的校长予以倾斜，从而打破了过往“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都一样”的尴尬局面。被评为中级一等后，台州市黄岩中学校长林国红说：“校长职级制改革不仅提高了校长的待遇，让校长获得与自身付出相匹配的地位，更激发了校长再次成长。”

独立评估 助力教育发展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要明确各级政府责任，规范学校办学行为，促进‘管办评’分离，形成政事分开、权责明确、统筹协调、规范有序的教育管理体制”。这其中，改变教育行政部门“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的现状，推动第三方参与教育治理是必由之路。

2012年浙江省教育评估院的成立，被誉为我省教育“管办评”分离改革的里程碑。省教育评估院院长施建祥说，评估院的成立正式宣告了过往单一行政性评估的终结，为未来考核评估的公正性和科学性给予了机制保障。自此，开展多元参与的社会化评估逐渐成为共识，如今全省成立了近20家第三方教育评估机构。

2013年，慈溪市首开先河，委托省教育评估院对当地素质教育星级学校进行测评。此后4年间，专家组三天两头往慈溪跑，详细记录了每一所学校的亮点和存在的不足。小到学校保安的站姿，大到学校可持续发展等，专家组都给出了专业的建议，并反复检查、督促整改。现在回想起来，慈溪市教育局督导科科长金光明还感慨，社会评估是教育内涵发展的“必要拼图”。

而杭州上城区是全省最早探索区域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改革的地区。该区成立了教育评估与质量监测中心，基于大数据构建了学生道德水平、学业水平、体艺素养、综合技能以及心理健康五维监测体系，研制了学校、教师发展评价标准与质量监测标准。截至目前，中心已为上城区提供约3.2万份反馈报告。

为让各部门都清楚认识教育发展的问题，衢州市每年都会将评估结果整理成督查公报，报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抄送县（市、区）委、政府及相关部门，并督促当地尽快将教育补短项目列入为民办实事工程，力争早开工早落实。去年两会召开前夕，该市一些县（市、区）的教育现代化发展水平主要监测指标还被刊登在媒体上，接受社会的监督。

长兴县则每年邀请评估专家对学校进行测评，他们长期跟踪关注学校的教育教学，然后形成一份学习意见。对于这样一份助力学校和地区教育发展的“智囊书”，该县教育局督导室主任邹忠明连声说：“紧贴实际、一针见血、很值得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