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接第2版）但若教师们不曾公开、鲜明、广泛地表达自己对于性骚扰的态度，在学生看来，就无异于默认这种事情的发生。

每当校园性骚扰事件曝光，教师在观察学生言行的同时，学生也在暗地里观察教师的反应。如果他们眼中只剩下公然进行性骚扰的教师和对性骚扰不置一词的教师，他们就有理由认为，这种情况已经成为通行在校园中的潜规则。哪怕他们确认自己的教师确实是一个正人君子，甚至为之感到庆幸，那也只能说明在他们的想象中校园性骚扰已经极其普遍。而一旦骚扰发生，他们在说“不”时，承受的心理压力也会更大。

因此，对于教师来说，在校园性骚扰方面，自律是不够的，还需要把自律说出来，并在教师群体中形成一种能够公开讨论、反对性骚扰的氛围。这种氛围的存在目的是为解除校园性骚扰的神秘化、浪漫化和普遍化的迷思。当谈论校园性骚扰就像谈论流感一样清晰、公开时，它赖以存在土壤才会变得越来越稀薄。

学生需要明确地知道，大部分教师都站在性骚扰的对立面上；也需要明确地知道，大部分教师早已决定放弃与学生发展浪漫关系的可能性。可缄默是不够的，若隐若现的推理和暗示是不够的，他们需要亲耳听到，直至习以为常。他们应当生活在一种保障之下，这种保障就是永远不需要由他们来负责分清来自于教师的到底是关爱、交易还是骚扰。他们在师生关系中拥有不受性侵犯的权利，也不以是否成功地劝慰或拒绝教师为前提。只有在这样的保障之下，他们才能表现出应有的自信，来反抗来自少数人的性骚扰，并敢于帮助其他处于困境中的人。

2018年还没有过去，在近一百所高校毕业生致信母校，要求建立防范校园性骚扰机制后，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一批教师发起《全国高校教师反性骚扰宣言》，承诺绝不性骚扰学生或同事、下属，坚决支持和保护性骚扰受害者。从时间上看起来，教师群体好像是受到学生群体的鼓舞才摆脱缄默开始发声。但由于在之前的致信母校行动中，事实上大量签名的毕业生其职业已经是教师，所以与其把它看做两个群体先后的行为，不如看做两种身份间的微妙抉择。从以毕业生身份联署抗议信，到以教师身份联署承诺书，我看到更多的自我反省和责任担当。

抵制校园性骚扰，我们终于可以缓慢地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