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纪念专题

今年8月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纪念日。“八一”纪念日渐渐临近，有两件事情进入了公众的视野。一是定档建军节公映的献礼片《建军大业》遭网友吐槽，二是国产航空母舰001A下水受国人追捧。《建军大业》放出一批人物剧照，网友们围观后质疑“小鲜肉”演员扎堆，难以胜任老一辈革命家的形象塑造，难以PK热播剧《人民的名义》。然而回望历史，当年参加起义的开国将帅们正值盛年，如贺龙、叶挺和周逸群都是31岁，起义的核心策划者周恩来29岁，大多数将帅介于20~30岁之间，如聂荣臻28岁，陈毅26岁，陈赓24岁，粟裕和林彪刚满20岁，“奔四”的只占少数，如刘伯承和蔡廷锴35岁，年纪最长的朱德也仅41岁。各路豪杰雄姿英发，风华正茂，一支年轻的军队横空出世，未来在中华大地上纵横驰骋，缔造出一个崭新的国家。老戏骨们纵然演技再佳，也很难演出那一股血气方刚、蓬勃喷涌的青春气息。本期《视野》试从电影的视角，还原90年前那一段——

南昌叙事：一场“龙门客栈”式的绝杀

1981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故事片《南昌起义》，开辟了将重大历史题材搬上银幕的先河。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部作品在美工方面所营造的时代感是当下的国产电影无法比拟的，但剧情创作受到时代条件所限：一是连环画式的叙述方式，场景之间仅用旁白相连，令不熟悉这段历史的观众颇感费解，仅能采其大略；二是对领导人物的刻画详略不够均衡，周恩来和贺龙几乎成了双男主角，其他很多人物都是一晃而过，甚至根本没有出场，包括应该与贺龙同样重要的叶挺只有一两个镜头；三是军事方面的技术短板，那时似乎只要有人奔跑，有人开枪，再配上枪炮声，战争场面就算完成了，竟然图解化地以将一面红旗插上鼓楼的楼顶作为起义战略的最终目标。

对历史的认知更新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新近发掘的历史材料，二是新近建构的叙事模式。普通观众可以通过一睹新片《建军大业》脑补南昌起义的来龙去脉，感受激扬澎湃的大革命的时代氛围。在新的大IP来袭之前，公众头脑中原有的南昌叙事，恐怕就是无数个问号。

叙事架构酷似“龙门客栈”

在1981年版的《南昌起义》中，有一名帮会分子刺杀周恩来未遂被擒，良心发现，说了一句台词：“我混进革命队伍，开了眼界，知道了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与美式大片Good Guys/Bad Guys模式近似度极高，而传统的中国故事，也是表现忠奸对立、正邪交锋的，其中的电影经典如“龙门客栈”系列最能说明问题。

“龙门客栈”的文本讲的是明朝宦官专权，残害忠良。东厂等特务机构不仅杀害忠良的老部下，还千里追杀流放中的忠良子女，最后在龙门客栈与赶来营救的侠客们遭遇。侠客们先是隐姓埋名在客栈住下，等到时机成熟，突然爆发，与黑暗势力交战。

第一个版本的《龙门客栈》摄制于1967年，导演是将中国武侠电影推向世界的胡金铨。后两部《新龙门客栈》（1992）和《龙门飞甲》（2011）由徐克分别担任监制和导演。

和“龙门客栈”文本相似的情况是：南昌起义爆发前，很难分辨哪些人是忠良，哪些人是大反派。等到有的人脱下面罩，有的人摘掉斗笠，观众才知道谁是坏蛋公公，谁是侠客义士，两拨人终于搏杀在了一起。“龙门客栈”电影是虚构的，而发生在90年前的南昌起义，其惊险、精彩、壮观的程度，比电影有过之而无不及。

好人、坏人以什么标准判定？

一是从政治立场和价值观判断。

大革命大浪淘沙，把人分为左派、右派和中间派：右派是掌握着全国绝大部分财富的极少数人——列强、军阀、买办、官僚、土豪劣绅，希望维护阶层特权和既得利益，践踏工农权益，相互之间连年攻伐，在各地燃起战火；左派是共产党员、进步人士、革命群众以及倾向于贫苦民众利益的人，他们要求改变现状，统一国家，取得公平。一是自私的，一是他利的，忠奸善恶一目了然。 二是从革命正统性和延续性阐释。

长期以来，学者们一直把“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解释为孙中山先生倡导的新三民主义，然而遍寻国民党一大的宣言、决议和会议记录，以及孙中山的演说文稿，确实没有提出以及概括过三大政策。这个概念是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一大基本精神的概括，1926年11月4日，由陈独秀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中首次完整、准确地表述出来。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去世前，广东革命政府一直坚持实行三大政策。蒋介石和汪精卫以继承总理衣钵自诩，而“清党”的行为却违背了孙中山最核心的治国方略。

三是从古典的道义逻辑评价。

1924年，已成立3年的中国共产党，帮助国民党改组，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国民党相当于重新建了一次党，把以前带有帮会性质、江湖习气的组织，转变成一个现代化的政党。国共两党达成了一致的目标，在广州的黄埔岛共同组建、训练了国民革命军。1926年7月9日，广东革命政府与一些有革命倾向的军阀共同出师北伐。仗打了差不多一年，打下半壁江山时，剧情却出现了180度大反转。国民党右派大开杀戒，把自己变成了古典文本中恩将仇报、见利忘义的奸恶角色。

右派政变只是出于政见不同吗？

争斗从表面看是主义之争，实质却是钱多钱少之争、势大势穷之争，都是为了一个字——钱。

1927年4月1日，上海的银行公会出价200万元，钱业公会出价100万元，作为对蒋介石的政治融资。事成之后，允诺再交付蒋300万元。据4月9日《密勒氏评论报》透露，蒋介石共获得资助1500万元。是年美国外交文件显示：“蒋介石正在组成温和的核心，以抗击激烈分子，这是中国唯一的希望。”

其实，蒋介石率领的部队并没有攻占上海，上海是3月22日通过周恩来领导的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从军阀李宝章手中攻占的。起义后，上海成立了市民代表会议，19人担任临时市政府委员，其中9人为共产党员。

4月12日，蒋介石通过“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接管了工人拥有的上海。工人武装被卸下，人员被屠杀，据目击者记载，屠杀后实行清街，“用大车拖着荒郊埋葬，每车十余人，重伤不及死者亦被横拖倒拽”。

接着，广州的李济深、浙江的杨虎、江西的朱培德、宜昌的夏斗寅，纷纷加入右派阵营。最血腥的要数第三十五军独立14师33团团长许克祥，于5月21日晚在长沙发动的“马日事变”，一夜之间捕杀工农群众3000余人。

享有豫陕甘军政大权的冯玉祥在郑州会见了汪精卫，10天之后，又在徐州会见了蒋介石。冯向汪精卫的武汉政府要求每月支付军费300万元，而汪精卫仅允150万元，且实际到款仅60万元；而财大气粗的蒋介石一见面即赠予冯50万元犒军，并应允自7月起，每月拨给军费250万元。

北伐变成了一场生意，冯玉祥立即倒向蒋介石一边，致使汪精卫陷入孤立。

最后，过去曾经大嚷“革命的站在左边来，不革命的滚回去”的汪精卫也终于撑不住了，在武汉实行“分共”，史称“七一五反革命政变”。

有了钱才有兵，有了兵才有权。没有大把的银圆，就靠打打土豪、分分田地，春耕夏种，到秋天才能收点粮食，所谓的国民政府觉得这样维持不下去。再加上右派分子们不想解决劳苦大众吃饱肚子的问题，一个个想的是升官发财，过奢侈腐朽的生活，因此争相投入列强怀抱。

就像多米诺骨牌引起的连锁反应，昔日的盟友一个个撕下了左派的伪装。这与明朝阉党擅权、杀戮忠良的历史背景惊人地相似。轰轰烈烈的北伐，换来吴头楚尾一片血雨腥风、愁云惨雾。

北伐军各部之间会不会互攻？

按理北伐军是革命军队，攻击目标应该全军一致，但其实情况并不是这样。就像“龙门客栈”系列电影中东厂、西厂、锦衣卫等特务组织之间的派系斗争一样，有时，国民党新军阀之间为了利益也会发生惨烈的内讧。 比如国民革命军湘系唐生智第八军吞并了已经投诚的鄂系刘佐龙第十五军，坐镇武汉，号称第四集团军。新桂系李宗仁第七军掌控南京国民政府，得知消息后西征讨伐唐生智，攻占武汉，第十五军再一次被吞并，其中的一部扩编成第十九军，等于桂系平白就得了两个军。

这些战役都是在北伐过程中发生的，伤亡人员过万。所以有人说，北伐是打倒了一批旧军阀，扶植了一批新军阀。

坏人们不再遮掩，都已经调转了枪口，共产党人得赶紧为劳苦大众建立一个自己的桥头堡，他们把目标锁定在了一个还没有出现阵营分化的城市——南昌。

当时驻防南昌的是什么部队？

教科书中有一句话国人耳熟能详：“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但是南昌起义部队所攻击的究竟是哪一支部队，是蒋介石的中央嫡系部队呢，还是新军阀部队的哪一支，却是没有几个人回答得出来的。 答案是：滇军朱培德的部队，番号是国民革命军第五方面军，包括第三军、第六军和第九军，但总兵力并不是3个军——只有6个团1万多人。

还有一点也很少有人知道：南昌还是北伐军商议定都的第一座城市。 北伐时期，蒋介石在南昌与孙传芳陷入拉锯战，南昌城曾三度易手，最后蒋军依靠桂军与滇军的协助，三路夹击才攻陷南昌。1927年1月，蒋介石在南昌开了一个会，商议定都事宜，目的是与武汉的汪精卫抗衡。此事遭到多数委员的反对，只能作罢。

助攻南昌的朱培德成了南昌城新的统治者，任江西省长兼第五方面军总指挥。他想保持中立，既不偏左也不偏右。他在6月4日的“清党”是最有风度的——将164名共产党人礼送出境，其中包括赫赫有名的方志敏。

滇军部队主力不在南昌城，朱培德本人上庐山避暑，也是为了撇清责任，不想与事件有什么瓜葛，造成了南昌城防比较薄弱。第二方面军开进南昌时，朱培德甚至还组织了各界群众欢迎仪式。

还有哪些英雄留在我方阵营？

其中最可靠的力量是叶挺和周士第。

叶挺曾是孙中山大总统府警卫团“客家四虎将”之一（另外三位是薛岳、张发奎、叶剑英），在北伐战争中任第四军第12师独立团团长，在汀泗桥、贺胜桥、武昌城3场战役中战功卓著，被誉为北伐名将。

此时的叶挺任第十一军第24师师长，驻扎在南昌北面100多公里的九江。

周士第比叶挺小4岁，是叶挺的老部下，北伐时任独立团第1营营长。此时他仍在第四军，升任第25师师长，驻扎在南浔线（南昌和九江之间的铁路线）上的马回岭车站。

叶和周都是共产党员，手中的兵合起来有将近1万人，大多数是北伐时第四军中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根正苗红，能征惯战。

为什么不能把张发奎争取过来？

既然北伐的主力、现在的第二方面军是左派的大本营，那么叶挺和贺龙的老上级、旧相识张发奎应该可以争取一下咯？

张发奎也是“客家四虎将”之一，和叶挺一样是广东猛仔，作战勇猛，政治上倾向左派。叶挺任大总统府警卫团第2警卫营营长的时候，张发奎任第3警卫营营长。

4月，汪精卫“北伐讨奉”之后，又“东征讨蒋”，命第二方面军从武汉沿江而下，可是队伍还走在半道上，宁（南京）汉（武汉）就合流了。这支部队就被扔在了鄱阳湖边上。

其实张发奎不是左派，而是汪派，是汪精卫的死忠粉丝。汪精卫无论是向左转还是向右转，他都跟着转就是了。

第二方面军下辖3个军：第四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军，3万多人，实力雄厚，官兵中共产党员最多，要“清党”可没那么容易，闹得不好会激成兵变。张发奎不右转是因为他转不了，但这一点却被一些共产党人（以张国焘为典型）误读为“可以争取”。（下转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