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林甲景

“电影叙事的结构包含外部结构和内部结构。外部结构指的是电影剧作的外在组织形式，即电影形象的结合方式，包括处理部分与部分、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分割与联系，次序与排列；规定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尾等基本结构要素的比例安排；确定场面、段落的划分与组合等。”这是北京师范大学电影学博士周清平在《电影审美：理论与实践》一书中对电影结构的定义。从这个定义出发，我们谈谈电影的外部结构中的“基本结构要素的比例安排”背后的秘密。

如果不能真正从文化、艺术、历史、政治、民俗、美学、心理学等深层次角度去分析，我们断不能揭开外部结构背后的神秘面纱，也断不能真正读懂一部电影，更不能指引学生进入电影的内核。

1月10日在温州市少儿图书馆的新雨少年电影学院公益电影课上，学生们欣赏了著名儿童电影导演克里斯托夫·巴拉蒂（1963年生，《放牛班的春天》导演）的作品《新纽扣战争》（2011）。该片改编自法国路易斯·裴高德小说《纽扣的战争》，曾于1936年、1961年和1994年先后3次被改编成电影。本片故事梗概如下：

1944年3月，全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动荡不已。而此时，法国的两个相邻村庄朗维村和伟恒村的孩子们（约7~14岁），因为“领土”问题而“冲突”不断。他们在不断的“战争”中想出了新的主意——谁能取得“敌方”身上的纽扣谁就获胜，他们将这场战争命名为“纽扣战争”。后来，一位为了躲避纳粹种族屠杀的犹太姑娘维尔莉特来到了朗维村，因为信息暴露，纳粹的爪牙要来抓她，两个村庄的孩子及大人合力保护犹太姑娘，并成功驱赶了纳粹爪牙。

整部电影的时长是1小时39分钟，讲述“纽扣战争”的时长大约是1小时19分钟，直接、间接反映二战和种族斗争的时长约20分钟，其中有14分钟集中在电影的结尾。不难看出，《新纽扣战争》是一部反战电影，同时也表达了童真与自由的主题。

深层次的秘密在于：1小时19分钟的“假战争”与20分钟的“真战争”的结构关系。我们不妨做这样的解读：用儿童之间的“假战争”，在结构上导引、在主旨上影射“真战争”，用轻松幽默让人忍俊不禁的“纽扣战争”“轻化”血腥的二战和残酷的纳粹种族屠杀，用童真与自由的童年本身，对战争及战争中不可避免的种族歧视和种族屠杀进行最鲜明有力的嘲讽和鄙夷，而实际上，战争与种族屠杀剥夺和消灭了千千万万儿童的童真与自由。

克里斯托夫·巴拉蒂本人曾说：“把背景放在法国被德国占领的时期，是为了将儿童之间搞笑轻松的‘纽扣战争’与世界大战作对比，体现出危机感。”这其实就是意大利著名作家卡尔维诺在小说《牲畜林》等作品中的成功实践：避重——他在这篇4326字的小说中，只用短短的68个字描写一名德国兵和一只野猫滚下山崖坠亡，其余的文字几乎都在描写德国兵追捕各种家禽的搞笑故事。

卡尔维诺在《美国讲稿》中说：“当我觉得人类的王国不可避免地要变得沉重时，我总想我是否应该像帕修斯那样飞向另一个世界。我不是说要逃避到幻想与非理性的世界中去，而是说我应该改变方法，从另一个角度去观察这个世界，以另外一种逻辑、另外一种认识与检验的方法去看待这个世界。”他又在《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中写道：“文学是一种存在的功能，追求轻松是对生活沉重感的反应。”

“轻逸”是对生活沉重的解构，是对战争的净化。以这样的方式反思战争，让所有的沉重都落入自己的脚下，然后高傲地审视，比纯粹表现战争的沉重与残酷显得更有力量。

如果不能从这个层面认识电影，那么，我们观众只会看到作品的浅表，走出电影院也就只会人云亦云，对电影没什么感觉。

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的《百万宝贝》，蜚声世界，摘得第77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奖。与1小时33分钟的拳击故事的大头相比，结尾30多分钟的病床故事似乎很不起眼，但恰恰是最后短短的30多分钟才让作品得到升华而不流于俗套——麦琪毅然而从容地选择有尊严地死去。这让我们悟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往往不在于结果而在于过程，不在生命的长短而在生命的质量，不在死去的方式而在活着的姿态。大家比较一致地定性《百万宝贝》是一部励志片，我想，它的励志不是简单地表现艰辛的拳击之路，而是直击灵魂的真励志：玲珑地生，从容地死，生死无畏。

罗伯特·泽米基斯的《荒岛余生》，人们也说它是一部励志片，这是没有错的。在2小时20多分钟的电影中，片尾约30分钟的被救之后回到陆地的故事这一略写，其价值何在？《南方都市报》的文章似乎对此并不买账：“结尾相形之下显得有点弱。”

然而，我们回头咀嚼咀嚼最后略写的那30分钟：误以为男友已经死于飞机失事的凯莉已嫁为人妻，无边荒岛上的孤独“野人”陷入了人潮人海中的另一种孤独，物是人非，在一个十字路口与路人的偶然相逢，让查克顿悟“我知道自己现在要做什么，我要继续呼吸，因为明天太阳将会升起，谁知道潮水会带来什么”，而悦纳世界任何一次潮水涌上来的酸甜苦辣、成败得失、喜怒哀惧、悲欢离合、生离死别，才是大无畏，才是在荒岛坚毅求生给予一个生命的强大，才是真正灿烂而高贵的“余生”。

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的《拯救大兵瑞恩》，一部经典的战争电影，电影长达2小时40多分钟，但“拯救”的对象瑞恩却只在电影的最后50分钟出现，乍一看，这是一个严重的文不对题，结构失衡。

然而，恰恰是这样一个结构比例，在深刻地提醒观众：或许每一场战争都会有上阵父子兵和一门五子全部牺牲的悲剧，但归根结底，已经因为二战而死了3个亲哥哥的瑞恩其实是千千万万士兵的缩影，他们或是独苗或是还有兄弟，战场上有千千万万个“瑞恩”需要“拯救”，他们都是父母的孩子且还可能是孩子的父亲、妻子的丈夫、手足的兄弟、朋友的哥们……我们真正要“拯救”的是这场背离了正道和人性的战争，并用我们的力量和智慧结束它，以“拯救”千千万万士兵和千千万万平民于战火。所以，从电影的角度来说，本应是主人公的“瑞恩”却迟迟并未出现，甚至可以说，他出不出现、何时出现，在作品的真正象征意义面前，在为了和平与战友而浴血奋战、无畏牺牲的大道大义面前，已经不重要。当然，幸亏，电影中的瑞恩是一个勇于牺牲个体而保全集体、誓葆士兵本色与战友奋战到底的值得“拯救”的人。

典型例子还有很多，不再赘述。

可见，详与略的结构比例，与电影的主题轻重表面上不一定吻合，我们需要严防“率皆墨守成法，未能推陈出新耳”的情况，在电影解读中少一些理所当然、先入为主和拾人牙慧。从结构出发，我们常能对电影解读另起一行，收获意想不到的发现。但从根本上说，结构是为内容服务的，没有为了结构的结构。这是我们电影导师要教给学生的。

电影情节详略背后的秘密